中国壁画大师-孙景波     孙景波又名阿波，1945年1月28日生于山东省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1950-1956年在黑龙江通河县第二完全小学读小学，1957-1959年先后在黑龙江中学、吉林省吉林市四中、湖北省武昌市任家路工人子弟中学、江苏省南京市二十三中学读初中。1960-1964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1964年毕业后留校，同年九月自愿赴云南工作。在云南美术家协会十四年间遭遇“十年浩劫”，先后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参与“劳动锻炼实习队”、“社教工作队”、“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五、七干校”、“五、七插队干部”等劳务工作近八年时间。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1980年毕业后留本院壁画系任教，1986年秋到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壁画、油画，在巴黎期间先后到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瑞士、美国等国家游览考察，1988春年回国。先后任壁画系副主任（1985-1995年），壁画系主任（1995-2005年）。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艺术研究会长（1988-1990）。现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教授，第一工作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油画学会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壁画学会委员，中国美术馆专家评审组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等。     2000年，孙景波获国务院颁发“为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和政府津贴，2003年评为北京市名校名师称号。     孙景波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大型画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学院美术馆及海内外艺术收藏家收藏，油画代表作品有：《阿细新歌》、《乌蒙山人》、《阿佤山人》、《佤山人家》、《高原少年》、《小卓玛》、《牧羊女》、《通向哲蚌寺的小路》、《青海湖》、《知音》、《关于后现代人类生态问题的恳谈会》等。     壁画代表作品有：《黄鹤楼史话》、《孔迹图》、《凝韵图》、《与天地同辉，和日月齐光》、《海之歌》、《华夏魂脉》、《烽火长城》、《神州灵韵》、《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等。其油画和壁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及中外艺术交流展。     发表论文有：《时代、民族与艺术个性》、《大师素描读记》、《油画人物技法源流概略》、《新时期美术学院基础教学改革构想》、《再看印象派素描》、《伦勃朗艺术道路》、《弗洛伊德的艺术》、《面对海洋的畅想》、《梦随一代天骄的历史岁月-成吉思汗陵壁画创作记》等六十余篇。     专著有：《孙景波素描选集》、《孙景波说速写》、《油画肖像技法画例》、《壁画绘制技法》、《孙景波油画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陵壁画集》、《油画风景写生选集》等。                         我的艺术人生                                访壁画大师孙景波教授     主持人：孙老师，您第一次画画是在什么时候，画的是什么东西？     孙教授：我的第一副画就很难讲了，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生在山东半岛的一个农民的家庭，我的爷爷是个木匠，木匠在农村是属于那种手比较巧的，每年到了农闲的时候，我的爷爷给人家做木匠活，他可以刻木花，可以做木屐，就是做那种木头的拖鞋。我的母亲是一个绣花女工，她从小是个孤儿。从烟台下嫁到农村来以后，她的绣花这个专业停止了，但是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她会绣花，经常会找我的妈妈给他们绣枕头的花，甚至给他们描出各种各样的花样来。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看我妈妈绣花，看她描花样，我不知不觉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妈妈在绣花的时候很投入。     我从小跟她学针线活，我到现在我可以这样讲，用针来做的事情，我做的和一些姑娘们一样好，这是真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从小就喜欢乱画什么，比方说在墙上，在地上乱画，但是真正，刚才主持人小姐问我一句，你第一张画你记得吗？我记得第一张如果说我是画在纸上的话，我回忆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才五岁，我被家里送到村里的惟一一个小学，那个小学是一、二、三、四，四个年级都在一起上学，我记得高班有一个同学，他拿着一种半透明的纸，在他的课本上拓下了一个，就是铁匠在打铁的那么一个画面，我就觉得很有趣。我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试一下子呢？我也就用了一张半透明的纸，也蒙在上头，我也描下来了，我说我这个跟那个里头几乎是一样的，心里特别开心。打这以后我就会用粉笔在黑板上，或者在我的小黑板，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没有现在这种条件，就是有很多本子可以供你拿笔写，我们那时候是用滑石笔，在一个小黑板上，很小。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很多小孩儿都会喜欢画一些画，是不是您画的比别的孩子特别好一些？有不同寻常的天分在里面？     孙教授：天分倒不敢讲，但是我喜欢可能一直是由始至终的。我记得从一年级开始，因为我的画画出来以后，老师说这个小孩儿画得好，我就好像受到了一种表扬，受到了一种鼓励，我始终是在这样一种鼓励和表扬声中走过小学的。     后来我，比方说我1950年的时候，我到了黑龙江，我真正开始从一年级开始读起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就有美术课了，老师让我们在，比方画一个苹果，或者随便画一个什么东西。画完了以后老师总是把最高的分给了我，我就觉得这是一种荣耀，于是我觉得，这个画画对我来讲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接下来，我记得我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学生出墙报，要出黑板报，老师总是会拉着，叫小景波去，叫小景波去，图案和黑板报题头让他画。我就记得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就成了黑板报的“专职画家”。     主持人：那个时候是一种非常初期的一个对画的爱好和兴趣。什么时候开始想，我将来要以画画作为职业，我要成为一个画家？     孙教授：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学画的条件和现在的孩子们不能比，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小县城，我的美术老师实际上是不会画画的，他教音乐，又教体育，同时又教美术，他会拿一些现成的课本上的东西让我们照着画。可是我在学校感觉到不满足了，我记得当时小县城的街上会来一些走江湖的，比方用放大尺画一个人的像，用××来画一个人的像，我会下了课的时候，长时间的跑到他那个地方去看。看他总头到尾怎么画一张像。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也算是走江湖的了，用××画像，告诉一个学生，收一毛钱，那个时候叫一千块钱。我那时候没有钱，我记得他住在一个旅馆里头，冬天我敲门进去，他说我没有交学费，就让我出去，我就后来趴在窗户上看，他到底怎么打格子，把一个东西画起来。后来有的学员看见窗外有人，就敲玻璃。 老师就跑来，你出去，你没有交钱。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就回来我自己就用格子自己来放大。放了以后我发现我已经会了，我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你比街上那个人画的还好，你用不着跟他学了。这样的鼓励使我很难忘的，我当时我记得当时的新华书店里头经常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卖一些年画，门画，比方那个时候在我心中最著名的画家，像李木白，金学晨这样的一些，就是五十年代画年画的这些画家，是我心中的偶像。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更高明的画家，他们的画我常常拿过来，央求我母亲，我说买一个那个谁的画吧，画的老虎，买那个谁的，他画的是红楼梦的一个人物，拿到家里我就对着描，这样描来描去的时候，我的兴趣越来越浓，我记得要是萌动了一种想法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这个题目是《长大你要做什么》？ 我那个时候写了一篇作文，叫《长大我要当画家》。有的人想当科学家，有的人想当演员，有的人想当一个飞行员，有的人想当一个老师，我说我长大想当画家，用我的画笔画风景，用我的画笔画人物，当然那篇作文写的有点儿像小诗似的。我记得这篇作文还给我带了一点儿委屈，因为这篇作文完了之后，老师给我的分很低。同学们不服气了，因为同学们读了我的这个作文以后，觉得孙景波为什么给了这么低的一个分？就问老师，老师说他那作文像是抄的，说他那个作文像是抄的。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调整过来了，我说嗨，老师实际上在表扬我，因为这不是抄的，是我自己写的，说出了我当时的那种心里的一种追求。要说什么时候有的想法已经明确起来的时候，我想那篇作文应该是我最早的，踏入这个事业的一个宣言。 主持人：孙老师也说自己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很多时候生活可能是最好的老师。那您有没有回想一下，这八年应该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创造的高峰期，可是对您来说，这八年都是用来偷偷摸摸的写生了。会不会有些遗憾？     孙教授：客观的说我那八年晚年期，要是说像你期待的那样，能够做出一些很杰出的作品，在我当时的那个情况下，也不可能。以我的能力来讲，也做不到，但是我作为一个附中毕业的学生，我就始终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的生活里面，我感觉到我的学识是非常不够的，我1964年离开北京，到1978年再回到北京，这14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有一个缺憾的，因为我一直梦想我还是希望我有朝一日能够在大学里，能够获得一些更扎实的知识。但是这个没有可能，尤其是在云南的，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的时候，我觉得我近乎有一种绝望，就是我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年龄也过了。这个时候我有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感。就是说我不能上大学，但是大学的课我一定要把它补，补下来。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对知识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但是这种饥渴又来自于环境。     比如说我想看一本书，想看系统的看什么书，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通过一种偶然的机会，比方说我当时的同事多半都是云南省文联的，其中有些作家，也有一些戏剧评论的，他们会带到乡下一些书，我自己带到下面的书我读完了，我没有，我就向这些同事们去借。借来以后看完要还人家的，我想看完了我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书都买不着，你到新华书店，新华书店整个架子上就摆着几本书，真的是这样的情况。于是我就开始，我把借来的书，读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抄。     我在干校的时候，和在农村插队的那段时间，我抄了很多，包括比方说我当时尽管小时候也读过《唐诗三百首》，但是我想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这种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那么没有可能，于是我就抄。我记得我在干校的时候，很有趣的，我会很杂乱的，有一个同事带下去一部《资治通鉴》，是偷偷带下去的。他告诉我，小孙，我这里有《资治通鉴》，我就一本一本的看，我看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古人有很多很富有哲理的东西，我就摘录。我看完大半部《资治通鉴》的时候，我录完一本的，好几万字。我后来比方说看包括《孙子兵法》这样的，很难得，因为什么，我又不是将来做军事家，但是我觉得里头充满了一种智慧和哲理的这种东西。     于是我就《孙子兵法》十三篇，我从第一篇抄起。后来我又遇到比方说《话论》方面的东西，我的同事带下去，我就抄这些东西，一本一本的抄，我抄了很多。     在文革期间，60年代我所抄的书的一部分，不是一小部分，一部分。因为我抄的东西很多，因为我没有书，我要看的东西我应该自己有，而且抄在这上面的还只是一个，我经常是把它抄在小纸片上。     比如说《人间词话》，王国维写的，我一看我觉得写的真好。我就用这么大的小纸片，大概用了五张纸，反正面的抄，用的那种像苍蝇头那么大的，叫蝇头小楷。我把整个《人间词话》都抄在那五篇纸上，我到了田间劳动的时候，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就在田头上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片，我就可以看，因为那里头还记录了很多，历代的词人，包括苏东坡，李清照，文庭俊很多词，我每天要求我自己要背一首，那么我就带到田头，那么看。     主持人：说实话，这件事情真的是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说起那十年动荡，很多人觉得自己是被耽误了很长时间，但是您却通过这段时间一直在积累。而且我发现您看的这些书籍，其实和绘画本身可能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作为一个艺术家，做画家，也是需要一个个人素养的一个积累的。     孙教授：对，我想也是这样，因为作为画家，我现在的体验是不仅仅是手上的功夫，我觉得更要解决的是一个思维的方式和一个观察的方法。     你看我读到这些古代的哲人、贤人他们这些著作的时候，我觉得对我做人和做事都有很多的启发，这么说吧？我觉得比较有毅力的去做一件事情，我想这些包括孔子的教诲当中，我都会有一种收益。我长时间的有一种格言，就是我信奉的，孔子讲过，好古敏求，见贤思齐。就是喜欢这些传统里优秀的东西，就是好古，敏求就是要迅速地想去追求，想去得到。见贤思齐，就是见到比自己好的人，见到更高境界的这样一种作品，那么就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做到？有这么样一种欲望？我想都是从我们的古代的这些哲人们的教育当中得到的。     主持人：刚才您讲了要先做人，再作画，其实很多时候，画本身色彩，线条都是技巧上的，但是最后吸引人的，往往是它技巧背后的力量和思想在里面？刚才我们有很多附中的同学，作为您的校友也讲到说，觉得自己在附中的日子过的有一些毛毛倒倒的。不知道您在附中的日子是怎么渡过的，虽然那好像是在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孙教授：我觉得我在附中那时候，我有一次到附中跟这些小校友们一块儿谈附中体验的时候，我说附中的四年在六十年代，在我一生的记忆当中，是使我最兴奋的，最难忘的，可以说我对一个我经历过的学校，最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学校，那么这个学校就是附中。 有这样的一层因素，就是我们从小就希望能够做一个画家，老师就说，你将来你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在中国，在中国的中央美术学校里，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是一个最好的学校。那么你怀着这样的信念，如果你又很不容易的考上了，你会非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一段时光，1960年我入校，到1964年毕业，这中间恰恰的经历了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附中的孩子那个时候的饿是双重的，一种是我们求知欲望很强，这叫做精神上的饥渴，另外一种我们在讲身体的时候，每个月只有28斤的粮食，现在你们吃不掉，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菜，没有油，肉是配量给的，每天第一个感觉起来就饿，一直到睡觉前，从心理到生理双重的饿，这种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始终保持着，没有那种好像是吃饱了就想睡觉的那样一种懒散的可能性，当时每天都有一种饥渴辘辘的这种心理和生理调动起一种情绪来，总想多得到一点什么。      主持人：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安逸会使人有些懈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说，现在中学生怎么有点儿懒？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可能有点极端了，虽然说您当时觉得很饿，生理上到精神上都很饿，但是那段时间也是过的非常愉快，生活其实也是很丰富多彩的吧？听说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文艺积极分子？     孙教授：其实所有喜欢绘画的孩子，对艺术的，别的艺术都喜欢。比方说喜欢画的孩子肯定喜欢看电影，喜欢看戏剧，喜欢听音乐，这样的电影、戏剧、音乐也毫无疑问的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记得我到附中的时候，我们班同学都很喜欢演出的这样的一种，包括期中，甚至是期末，经常会借着各种节日的借口，大家会编排一些节目。我在附中一年级的时候，一到学校不久，我们就编了个节目叫做《唐吉诃德》，我们班有个很高个的，现在在美术杂志当主编的王宗，当时他就有一米八了，差不多，我当时就一米五左右，个儿特别矮，我只能扮演那个桑丘，从宿舍里找一个枕头，把它捆绑到自己身上，扎起来走路。（CCTV） 【相关链接】 链接一：                     孙景波：谈现代油画和现代性     我一直感觉“中国油画”在“中国绘画”中，自其有“生”以来就是和中国的“现代性”现实的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上看：欧洲油画走了五百多年，而其“现代 派”，“现代主义”是后印象派出现后才被冠名的，至今也就一百多年。一百年前,中国人学习西方,引进油画的历史也正是欧洲有了现代主义绘画之后的事情，同期一百多年来，一批怀有救亡图存，振兴民族文化的中国画家，把油画的艺术语言??视觉效果的客观性,学理方法的科学性，理解成最能贴近现实的表现，最能与 民众感觉的沟通，最能揭示时代精神??因此油画在中国也被看成是最具“现代性”品格的艺术表现形式。自五四运动以来，这种认识已成为中国油画家们和中国观 众的共识??一部百年中国油画史，主体地体现了：以人和社会的现实生活关系为题旨，现实地反映了与近百年中国社会息息相关的现当代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感受。     中国自有了近现代新美术教育开始，其普遍提倡美术创作和社会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实践理论，以及因此形成的具有主流倾向的创作观念，我以为是中国人 在传统文化面对世界现代思潮冲击时,一次寻找新生长点的历史性反思和觉悟.近百年来,这一觉悟,无论经历有多少反复以及痛苦的代价,但求索艺术的现代精 神,深切的来自我们民族对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我以为这才是中国油画艺术有否”现代性”的内在品质。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现当代中国画家，尤其是中国油画家们，随着国际交流的进程，把欧美油画艺术近五百年来走过的套路，也大概而匆忙地模仿了一遍.中国画坛今非昔比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表现语言、语法的多样化和语义的多元化的盛况空前。     对三十年的回顾,作为一个生存在现代中国的画家，我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我们的绘画是否具有”现代性”,而是我们能否创作出有我们时代精神面貌的好作品?我们当代人能否具有现当代特有的文化品质,能否代表我们当代人高尚的精神风貌?能否无愧于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面对现当代世界文化思潮的冲击时，我们是否具有“我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背景的中国人”的自信？面对我们中华民族深厚文化遗产时，我们是否具 有“我是一个有当代世界视野有创新勇气、有继往开来精神的中国人”的自觉？我把这样的觉识看成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精神定位。在当代世界文化潮流中,我们能 否建树自己的话语权,自己的价值标准,这是我们当代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在讨论中国艺术”现代性”的时候最需明确的问题.     巡视近些年中国画坛的现象，“现代性”的可喜;“现代性”的可忧，参差可感。可喜而言，当代中国画坛有盛世的气象，繁荣兴旺史无前例，有这样的基础和文化 土壤，让人深信产生大师和巨匠的艺术高峰不会太遥远；可忧的是往往在繁荣兴旺到一种”运动”潮流”的时候，也每每是浮华、奢靡,浮燥的风气容易伴随产生并 且具有相当传染性的时候，急功近利、炒作恶搞之人有之，我疑惑的看到一些很恶俗,低下的东西,一些用绘画来意丑化自己的民族，把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伟人妖魔 化、淫荡化,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庸俗化、下流化,而这类病态作品产生于中国政治相对开放,相对宽松的气候之中，让人们感到的:只是一种空虚的无聊,甚至下 流得无耻.其行为目的多半又只是为了“走出中国”时,借以取媚于对中国有不良用心的外国政客和其艺术市场的钱袋。对此,国内如果没有一种健康的批评舆论, 只见推波助澜的炒作,我们年轻的学子难免会被误导的!我终于还不能有“见多不怪”的涵养,我不免对此感到可悲!我也许因此被视为对 ”现代性”的不适应。           我想说:“现代性”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用之于对艺术品的判断,应是个“文化”与“时代”关系的概念界定。我以为：“现代性”在绘画中，仅仅解释为形式 手法是不全面的，在“语义”层面上表达时，“现代性”摆脱不了当代人在生活中道与德的取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现代性”时，我以为艺术的”现代性”应该 体现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的品质，否则,从概念上讨论,什么“主义”和“什么性”，都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