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

现任: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
新疆画院院长
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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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化,还是个性化?

作者|克里木-纳斯尔丁发布于:2009年09月14日

一、个性和民族      油画是从国际上来的,理应回到国际。艺术活动的国际化并非值得忧虑的事情,精神生产和精神享受一样,应该属于全人类。      “世人原是一个民族,嗣后,他们信仰分歧。”(《古兰经》)人类社会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人类以民族形式存在了几千年,今后还要以民族形式(或国家形式)存在很久很久。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艺术的本质,必然包含着人类的共性和民族的个性两方面。共性首先通过个性显现的,然后才是它自己。因此,个性越强的艺术品,越具有民族性;民族性越强烈的艺术品,就越蕴含人类审美的普遍价值。 照中国油画目前的势头继续向前发展,必将有一天出现中国油画艺术的灿烂时期。这个势头的出现归功于谁?归功于“民族化”这个口号吗?     我们同意詹建俊先生的“油画民族化的口号以不提为好”的见解,五十年代提出“民族化”这个口号,出于幼稚和无奈。那时候,中国在世界上处于封闭状态,对苏联一边倒,不仅全盘接过契斯恰科夫的基本功教学法,而且创作方法上也一味摹仿苏联三四十年代的情节性绘画。从长远考虑,这对中国油画的发展是不利的。针对这种情况,提“民族化”的口号也有它的好处:提醒人们去思索油画的前途问题。但这个口号并没有从艺术规律的本质上指出油画的发展前途,其实质仍然是消极的。从政治上看,“民族化”口号是狭隘的,因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是求同存异;从科学上、艺术上看,“民族化”口号同样是偏离艺术规律的。因为艺术创作手法的基本特征是个性发挥,要求艺术家用多样化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去体现民族共享乃至人类共享的生活美感。显然,“民族化”口号带有倡导创作单一化的强制性意味。     由于口号的提法不妥,左倾者曾利用这口号为中国油画帮倒忙,一度增长了油画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艺术上的浅薄者在“民族化”口号的感召下,把中国画的技法生硬地搬进油画里,搞所谓油画的中国化,抓住了中国画的肉体,放走了中国画的灵魂,甚至,连油画的基本性能也丧失了。     新疆是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对艺术的民族特性问题比较敏感。有人以维吾尔化或哈萨克化为必由之路,来看待新疆油画的前途。无疑,这是误用了“民族化”口号的结果。创造油画的民族风格与搞油画民族化,决非一回事。哈萨克族的大部分生活在苏联,有六百多万人,少部分生活在中国,仅一百万。如果中国的哈萨克族要搞中国哈萨克式的油画民族化,想必,苏联的哈萨克族,心里是不大舒服的。中苏两国的哈萨克族在历史源渊、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审美心理等方面是相当统一的,特别是语言方面,可谓世界上最一体化的民族之一。只是政治历史的原因,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     欧洲油画的发展史说明,欧洲人并没有把油画的前途局限在哪个民族,他们关心的只是油画本身的命运,地区特点、民族风格是随着画家的个性追求自然生成的。自十四世纪尼德兰人凡?爱克兄弟革新了油画技术起,到十九世纪末,欧洲形成了写实的油画传统。就在此时,塞尚、凡?高、高更几个大胆的青年画家从旧传统观念中跳出来,借鉴东方艺术的写意手法和装饰风格,创造了新的油画艺术语言,为毕加索等人的进一步革新油画开了先河。他们追求色彩的象征性和构图的装饰性,追求线条的诗意和透视的多维空间,这种“反民族”、“反传统”的做法很快就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使欧洲的油画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他们没有料到,仅仅是对油画艺术个性的追求,竟招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千百年来油画的老路由此改变了轨迹。     中国油画走了一段弯路,是正常观象。客观地说,中国文艺还是朝前走了。没有二十七年的七上八下,哪有今天的繁荣。在今天的中国,有志又有识的艺术家大有人在,油画界更是如此。油画家从事的是外来画种,他们生活在中国。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远离油画的欧洲故乡,更不易受外国文化势力的左右;他们是成熟的一代,追求的不是什么中国油画的同一样式,统一步调,而是油画艺术语言的个性在自身的发挥,中国民族的特性会自然地从这种发挥中流露出来。艺术家孕育个性的同时,必然也在孕育共性(民族性),正如不同的种子在同一种土壤中一样,虽然开的花样式不同,结的果味道不同,却都具备适应同一土壤的共同特性,这是自然规律,无须人们担心。 因此,油画不存在中国化、民族化,更不存在汉族化、维吾尔化、哈萨克化。象任何艺术形式一样,个性化是油画发展的必由之路。个性化就是对民族负责,对人类负责。 二、个性和审美传统     人类被民族分割,是几千年私有利社会造成的非人化现象。各民族在求同存异中逐渐走向世界大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趋势中,集体(人的集团)将不断地化整为零,走向个体。今天,信息革命席卷全球,冲击着整个人类社会,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社会意识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总体倾向:社会由注重集体忽视个体,转变为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能量;由注重权威,转变为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命运,给他们更多的机会;由注重过去和现在,转变为开始更多地关注战略性未来。     “笔墨当随时代”。对于新形势,艺术家的反映往往是迅速的、及时的,有时候,还会走到形势的前面。时代要求艺术家必须放弃审美传统中那些陈腐了的惯性因素,丰富和发展那些适应现代心理的审美成分,进而开创新的审美内涵。天才的艺术家能够开创未来的审美标准。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竞赛的时代。很可能就是这样。谁能在创造性劳动中造就未来,谁就代表时代。显然,这种开创力蕴藏在每个艺术家的个体内,并以独特的个性化的艺术追求方式显示在他的作品中。但是,这个个体不是孤立存在的,这个艺术个性的追求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养育他的民族摇篮,来自深厚的民族审美传统。反过来,个性需要不断地新陈代谢,向前发展,否则,就会八面玲珑,失去个性存在的意义。因此,个性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向旧的审美传统挑战,发扬传统,以适应新的创作形势,而不是固守传统。 这种个性和审美传统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在新疆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也有生动的体现。从新疆的历史来看,审美传统出自两个方面:宗教文化传统:民俗传统。这两者形成了有机的结合。     龟兹佛教艺术是新疆佛教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龟兹佛教艺术初期,作品带着明显的外来风格,衰期受关内佛教的影响,出观汉风,而盛期的龟兹艺术延续时间最长,造诣旨最深,既不同于印度色彩,又区别于中原风格,是地道的龟兹民族风格,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菱格本生画。它很象新疆游牧民族的毡房支架的菱形网造型,又象新疆山脉的变形和抽象。也许什么也不代表,而是宗教内容与壁画布局需要的一种巧妙结合。它具有浓厚的装饰意味,是别的地区所没有的艺术特色。很明显,这种美感是古代龟兹人把装饰风的民俗传统与佛教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也是龟兹艺术个性化的突出体现。     伊斯兰学说进入新疆的时候,因为教义比佛教世俗先进,手中又持圣战者的利剑,因而来得迅猛,佛教很快败下阵来。伊斯兰教带进新疆的阿拉伯文化的浓度,远远超过了佛教带进来的东西。它崇拜无形上帝,反对偶像,所以,由佛教艺术承传的西域人物画传统遭到毁灭性打击,新疆造型艺术由此转入更为理念的轨道??高纯度的装饰图案出现在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一方面,伊斯兰教摧毁佛教的时候,并没有全盘否定佛教艺术,图案画的审美传统不仅在民间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以游牧为主,农耕为次的中世纪新疆民族,本来就具备了美化单调生活环境的审美愿望和手段,伊斯兰化以后人物画受到阻止,审美心理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演化,其结果是用更抽象更概括的图案手法,去比拟、寓意和象征有生命的东西。这种审美情趣来自佛教艺术的承传,由民间移交给对立的伊斯兰教。 在伊斯兰教艺术中,维吾尔寺庙建筑是最集中的代表。它是宗教活动的实用场地,也是生活中美的化身,供人们欣赏。     概括地说,新疆伊斯兰教寺庙建筑采用的建筑技术和装饰手法是当地为主中原为辅的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往西,离喀什越近,阿拉伯味越重。往东,离哈密越近,汉风越浓。哈密回王陵墓是典型的维吾尔、汉两种风格相结合的建筑。墓体是圆拱形,墓体上面盖了一层佛塔式顶盖,四面围有汉族风格的窗棂。与前面一样,我们也可以把这座具有哈密地方特色的维吾尔古代建筑,看做是古代新疆艺术家对审美传统所做的个性化选择。     古代新疆的艺术传统,对西方讲,属于东方,对中原讲,属于西方,是东方中的西方。新疆处在丝绸之路的中枢地段,是古代多种民族大集居、大流动、大交融的地区,正是这个原因所致,新疆的文化艺术从古到今都染有多种文化交融的痕迹,既非此,也非彼,而是它自己,它在多种选择中透露出了民族个性的原形。     这样的民族大汇合,文化大交融的区域,这样的非此非彼的传统个性,正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所希求的类型。 遗憾的是,中世纪以后,丝绸之路被湮埋在荒漠中,新疆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死角,人们固守文化遗产,故步自封,不求解脱,优秀的审美传统被捆绑在习惯势力上,得不到发扬和更新。     解放以后,新文化强烈地冲进新疆,今天,一代有才华的新疆少数民族画家已成长起来。他们偏爱油画,对色彩和造型有良好的直觉。这大概与民族审美传统心理有很大的联系。新疆地域辽阔,山川雄伟,色彩浓郁,少数民族都比汉族更喜欢打扮自己,各民族杂居在一起,五光十色,由于经济的落后,还保留着不少中世纪的“异国情调”,此外,新疆少数民族受外国影响较汉民族多,看汕画比看中国画更好懂。他们偏好表现力丰富的油画是不无道理的。目前,新疆少数民族油画家们正在尝试如何从五十年代形成的油画传统手法中走出来,吸收本民族的装饰艺术和先祖创造的佛教艺术的精华,从世界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立场,去开辟油画的新路,开创油画的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