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姚钟华散文、速写,往事记怀。一九六三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三年级。春夏之交，有一次跑到美院看画，在油画系教室走廊橱窗中，看到一幅题为《夸父追日》的素描创作??画面中那个顶天立地，跨越山海的巨大背影，让我砰然心动，说来凑巧，因为那时间，我也在自己的小本子里勾画着，苦苦构思着，这个殉道者悲壮的身影。因此，眼前这幅《夸父追日》的作者，让我有了一种“志同道合”的情结，作者的名字叫姚钟华。作品的右下角，被红色铅笔大大的写上了一个“5”分，当时美院传闻：在油画系，力排众议，为这个有“夸张变形之嫌”的夸父形象，亲手写上那个满五分的导师，正是第三画室主任董希文先生！     那是中央美院第三画室学术影响最辉煌的一段时光，以董希文先生的艺术与人格感召力，画室内聚焦了一批思想活跃，才华出众的学生。当时，“考中央美院，进第三画室”，曾是我和许多附中同学一个渴望的梦想。可惜！一九六四年，中央美院被令“停止招生”，接受“整改”。随后，谁也不曾料到，这次“停止招生”竟然长达十四年之久！     第三画室在“整改”和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学院中被重点“整”、“批”的“黑窝子”！第三画室同期等待毕业的同学，大多也都成了“黑苗子”！姚钟华是同学中受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无庸置疑，毕业时，他被放回了云南是因“有资产阶级艺术倾向”的“咎由自取”！     无独有偶，命运之神把一年前画过《夸父追日》的他，和正构想着画《夸父追日》的我，也同时安插到了云南。一九六四年九月下旬的昆明，在云南美术家协会办公室，他与我“第一次”见面。名义上，我当时分在“美协创作组”，有他谓我：“立登要路津”的“运气”。而他却“晦气”地被“放”到了省电影发行公司。他说：“今后主要的工作可能就是给电影画画放映广告了。”言谈间，难能掩饰的是一种“失落”的“失意”之情。我面对这位初次见面却神交已久，且私心仰慕的学兄，也感到一种心态失衡的无奈和无言慰藉的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一个月后，一个不太好驯服的，爱给领导提意见的，因此必需要到农村接受改造的中专毕业生??孙景波，被“提拔”到了同年分配到云南省属机关的“大学生农村劳动实习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天可怜见！当我不无茫然感的到了滇中南宜良县下马房村时，却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姚钟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再见让我喜出望外！有了一种“它乡遇故知”的欣慰之情！     刚刚走出美院附中校门，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生活的我，时时有种要在“大学堂”外补课的渴望。和钟华相识，并在此后结下友谊，可以说是我生命旅途中特别值得庆幸的机遇劳动之余，有机会听他古今中外的谈文论画，农闲时，有机会和他一道为生产大队画“村史”，画贫下中农的“血泪史”，画地主老财的“罪恶史”，继而，由公社开展的这一类农村阶级斗争教育活动，直画到县城举办的阶级展览会。……和师兄在一道画创作，胜过在教室里上课，我看他画，心摹手追；他鼓励我画，让我也充满表现的自信，同道之人，最难得的是这种“良师益友”的情结。景波有“贪得无厌”之欲，钟华有“诲人不倦”之德，两个人在一起时总有没完没了的话题。此后，我在云南的十四年间，掐头去尾，中间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有相通的痛苦和感怀，可以在一道，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对个人事业求索的惶惑，倾倒衷肠，肝胆相照，相互鼓励以明定志向??在那段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岁月间，钟华之于我，可谓是“难得的一位知音”。     十天前，钟华和夫人马惠仙到我家来，他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袋复印的速写作品和文稿。夫人说“小孙，老姚准备出一本速写散文集，想让你给他写个序，老姚说你最了解他，你看看行不。”我说什么？我当时只感到一种“承受不轻”的信赖，便脱口答道：“钟华师兄的事，当是我义不容辞之情，怕只怕我力不从心，会留下难与匹配的遗憾”待钟华夫妇走后，我静静地翻阅了这些速写和读这些文章时，更多地感到了难能如钟华兄所说：“随你便，随意写几句话就行了”的那般轻松。“横看成岭，竖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相处很近，自以为非常熟悉的朋友，当你要转换为一种“客态”的身份和角度时，你会发现太多的往事，太多的细节，骤然间拥到眼底，情景联结，情义错综，何处割舍？何处落笔？实在得难以超然。     前日凌晨，忽然想起，四十五年前，钟华那幅《夸父追日》，联想到他近半个世纪从艺生涯，想到他在艺术道路上不倦的求索，不仅是钟华的，也是我的，是我们那一代人走过的路，引发我一阵颇感悲壮的回顾。让我由近及远的看到了那个既近切，又有些陌生感的背影，由之把这篇序文带进了一个“同路人”，“走着瞧”的思路。     透过这眼前百余幅素描速写，我知道，这只是他从自己数以千计的写生作品中，粗选出的一小部分。从初中开始，这里记录了他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钟华在云南工作的四十多年间，每次上山下乡，他都带着画具，顶着“各种舆论压力”，克服环境艰苦的困难，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用他的笔和色彩，不曾间断地记录着，他对生活的感受；描绘着，他对云南大自然的印象。他对艺术勤奋的求索和执着的精神，在云南同行当中有着一种感染性的影响力。每一次他从下面回到昆明，他的家，便成了画友们不约而同的一次聚会点，观摩，欣尝、品评他带回来的写生作品，成了大家的一次又一次艺术的“精神会餐”。     多少年后，回顾六十年代云南的美术动态，我认为：正是姚钟华那一批写生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也推动着“云南美术”一个新局面、新时期的开始。 在奇丽、壮美、多彩的云南人文时空中，姚钟华找到了并形成了他独到的绘画意境。转过来看，云南的山川气象，因为遇到了有姚钟华这样眼光的画家，才引发了更多后来云南的绘画学子们在发现和表现云南人文与大自然的魅力时，得到了 他“先见之明”的启发。 选集中有一些速写，曾是钟华和我一道下民族地区时画的，格外亲切地引发我的记忆：回味起三、四十年前，我们一道，背着画具跋山涉水，在充满险情的云雾山中奔走攀援，在彝族村寨，傣家竹楼，在火塘边，一道画同一个人，画同一个景点，一道切磋技艺，相互品评得失，早出暮归，风雨无阻的许多情景……点点滴滴又浮现在我的眼面前！     看钟华的速写，能看到一种诚恳面对生活的心态，他说：在北方农村作画，王式廊先生的身影若在身后；在云南，在藏区作画，董希文先生的音容若在眼前”。两位先师的影响，不仅仅在姚钟华绘画表现的作风中，更深植于他对生活和艺术的信念里，那是一种怀着真情实感从生活中取暖的态度。钟华的速写没有那种线条纷纭流畅，显示华美熟练，要令人眼光燎乱的“巧熟”；没有刻意造作，势必把客观物象都变成一幅幅手法“完美”的个性化作品的追求，他多半是用以为创作收集的素材，因而潜在的是一种认真记录生活感受的信实诚恳之风。回顾这些作品时，他说：“当年作为创作“素材”的练手之作，竟成了人生旅途的记录”“记录了这个时代，记录了我生活的轨迹，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正是这些面对生活和大自然的写生，作为“素材”，成就了他许多大幅油画的创作。论当下，到生活中去走马观花，浮光掠影的拍一堆照片，急忙回来拼凑出一些所谓“写实派绘画”的同道，怕难有他那样深厚且自信的体验。     “关注社会，直面人生，深入生活，关心民众，热情拥抱大自然，”是董希文先生在教学和创作实践中倡导的信念；继承传统，兼容东西，致力建树中国油画的民族风貌，也成为姚钟华离开美术学院后，坚定不移的实践方向。探索在写实油画的语境中，让笔触体现出一种：见情，见性，见力度，见气韵的“物”与“我”的感应，“意”与“象”的联系；让笔下生发出一种刚健，奔放的视觉豪情，是钟华渴望的一种绘画状态与境界“爱写山川寄豪壮，健笔纵横气苍苍，”他用这句诗，道出了自己在绘画时的自我感觉，这种豪迈的自我感觉可以在他数以千计的油画和水粉写生作品得到印证，和他坐在一道写生时，当你听到他吹响口哨，或者哼起小曲儿的时候那大概是一件“健笔纵横气苍苍”的得意之作快接近尾声了。     一年前，钟华出版了一本文集，其中有评论，有散文，诗词，有序跋，有叙事的笔记，数十万字。文如其画，如看他的速写；画如其文，如听他海阔天空的谈艺论道慷慨，率真，可见的是其坦然情怀。极好的记忆力，使他的叙事文字有令人信服的真实感；极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感受，使他的议论有别开生面的启示性和意趣。我看过之后和他开玩笑说：“画坛，不经意间，走出了一个‘野外作家’；文坛，不留神中，却冒出了一个业余“豪放派”的“骚客。”     老朋友，老同学，老熟人约集聚会，偶或邂逅相遇，寒暄过后，回味往事，在何时日，在何地方，有何人在场，姓字名谁，体态像貌，语言举止，方言土语，能绘声绘色，能条理始末，能让死在你记忆中的件件往事，种种情境，忽又鲜活如昨日般的再次浮现，让满座人惊讶不已的是他的“好记性”，让同时亲历其境的人重温旧梦而得到其中意趣的启示，是他见情，见性，见义，能留得住生活经验的“好悟性”！     北宋文豪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道出：“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卢陵太守欧阳修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云：“端得天下良辰美景，多为词人设”，也不妨可以看成是为欧阳修的“自鸣得意”所作的注释。此番，忽然间，看钟华兄在我面前又推出九篇散文新作，更因其间许多情景又是我曾与他一道亲历的往事，读阅时，便多出了许多不同于局外人的感动，不由叹道：钟华，钟华，是一真有“文心”者也！     钟华的文风，质朴平实，真切自然，述事论理不尚词藻的华美，不事雕饰做作之功，但情趣自在，见诸怀抱，可感是是真诚，是一派不经意间流露的豪迈之气。又者，钟华“正业”是个画家，以画家之眼应物观象，化入文字，便多出一般职业文人着眼不到处的“画境”和“色界”的感受来。如看他《远方的竹楼》，如其《重返大渔岛》，如其《红色的高原》……其间许多文字所描绘的意境，也正是他当时，当地写生的画面，所以我以为，画家作文字，不独要有“文心”，更其特长者，是要有“画眼”独到的见地。     逾明年，钟华兄将步入古人所谓“古稀之年”，眼前已然漫头雪发的他，谈笑间，依然还有种“壮心未已”的气概。这让我，又历史的看到了：那个十四岁离家求学，只身跨越“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他，看到，当年要历时十八天才走得到的北京，才走到的中央美院附中，从此踏上艺术人生之途的，那个少年的身影！痴情孤注，半个世纪过去！他却告诉我：“抚今追昔，只觉人生之旅尚在中途！如要少留一些遗憾，许多事还需从头开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屈原这句诗，是姚钟华的座右铭。序文到此本可以结束，但因写到他这一番感慨时，我的记忆却又浮现出一幕不可忘怀的往事：一段刻在肺腑中的“史话”。     三十四年前，正“文革”期间，暮春时节，在北京，钟华把我领到东总布胡同，在一间灰暗，拥塞的小客厅里，拜访董希文先生。那是我第一次，唯一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那天，董先生心情特别好，为远自云南来的学生，他几乎倾家中所有的藏画，都给我们亮了出来，看一件件作品，也伴随着先生许多往事的回顾，听先生娓娓道来，整整一个上午。看先生那些在西藏写生的油画特别让我激动，看着，看着，我忘乎所以地拍了一下姚钟华的肩膀，冒失失地对董先生说：“姚钟华这些年在云南画了不少油画和水粉写生，感觉作风真的和先生很像”，当时坐在我身后右侧的董沙贝凑上来，小声说：“咳！在我父亲多年的教学中，姚钟华正是他最看好的学生！”钟华听了，或许有点不好意思，推了我一把，叉开话题说：“孙景波是附中毕业后到云南的，是我们’校外第三画室’的人” 。董先生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微微一笑??有点默认的意味。他接着说：“等我身体好了，我也还想再到西藏或者云南去，再画一些写生，我准备好了不少画板，”他指着靠墙书橱上一大摞四开纸大小的三层板说：“用煤油稀释的桐油，把层板两面都刷一遍，干了，压平，画油画很好用，不会变形”。     我看那一摞画板，有百余块，心中暗想，那将是一百多幅董先生的作品哩，这是何等令人热切期待的事情！     分手时，董先生起身，连声说：“不累的，不要紧”，执意送我们出门，小院子里，阳光暖人，董沙贝给先生、钟华和我拍了一张合影……出胡同口，望不见董先生的身影时，钟华转身对我，一脸表情凝重的说：“沙贝告诉，董先生的病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在世时日没有多久了！太可惜！太可惜了！”一席话，相对满眶眼泪，朦胧间，我似乎又看到了，那离别转身时先生的背影又一次联想到那天荒地老之间倒在途中的“夸父”在那影子后面，有“步其后尘”的钟华和我。我们是一群“追日的人”，我知道：我们将是一辈辈加入接力跑的，永无止境的，永远达不到目的地的“步行者族”，但坚信：面对太阳时，我们“追日族”的心灵中会充满光明，即便倒在途中的时候，在心中的生命之火，也是滚烫的理想激情！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景波于奥运圣火抵京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