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人“”画展，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一次‘群体行为’”     “同代人”只是1980年在一次美术展览会上的名称。     “同代人”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中，被误认为是一个艺术团体，甚至是一个“画派”。但“同代人”不是个团体也不是一个画派，因为我们“同代人”的参展者在后来未能成为一个“团体”。更谈不上是一个“画派”。我们大都是60年代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一批同学，以64届同学为多。很凑巧，当年这些同学多住在北京新街口、小西天一带居住或工作，以王怀庆、黄冠余在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的住所为居中的缘故，形成了一个业余绘画写生活动的聚会点。老同学、老校友在一块儿画写生，一起讨论彼此关心的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类同学会”式的“小圈子”。相同的年龄层、相同的学历和同样生活经历使大家产生彼此的认同感而走到了一起。     1964年中央美院停止招生。我们64届以后的美院附中同学，都因此失去了继续念大学的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学校曾把我留下当辅导员，但我在当年秋天自愿报名去了云南。同班的王怀庆，黄冠余王秦生等同学被动员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旁观者眼里他们是考上了大学的幸运儿，然而在他们心里却有种失落感。我知道他们并不想学“工艺美术”，况且一年半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大中学生都“停课闹革命”，所以在工艺美院也未能完整的学到什么东西。骨子里，他们却都还怀着一个拿画笔作架上绘画的梦。是命运女神给他们开了一个“旁门左道”恰逢文革初期，全国大搞“红海洋”运动，让他们得到了意外的锻炼机会。这批有中央美院附中学历背景的同学，在中央工艺美院中显露出了他们突出的造型能力，“歪打正着”地成了代表学院到处去画领袖像、画大宣传画的干将。在“十年浩劫”中，得到以一种架上绘画的方式延续了他们要走上画家之路的梦！     文革期间，大约1973年以后，王怀庆、黄冠余和前后从浙江美院分到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李忠良，宋立，以及在电影学院的倪震，在《收获》杂志当美术编辑的秦龙，还有张宏图、江大海，张建平等附中校友，业余时间，相互约集在总政一个“车库”里“扎堆儿”画写生。总政的东道主王怀庆、黄冠余、李忠良有条件在文工团里请一些模特儿,这些模特儿，现在有的也已经成了演艺界的大腕了，比如潘虹，彭丽媛。现美协主席靳尚谊先生当年也会闻讯跑去他们中间“开油”。在我印象中，王怀庆，黄冠余，秦龙是开展这类活动的核心人物。那时我还在云南工作，没有机会参与他们在一起的写生活动，但我在附中时和他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毕业以后也保持着书信的来往。当年这种志趣相投的同学情结是在“同代人”画展时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我们似乎也有过要结成一个有点儿“民间群体”意味的愿望，但内在的看：我们这群自由职业者对此前景不很明了‘因此也不太热衷；外在的看：当时国内文化生态环境也不大适合。我记得1984年当我们想在中国美术馆以“同代人”的名义，申请再举办一次画展的时候，谈判的结果是??我们很顺从的接受了主办方一个善意的提案伙入了一个更多人参与的“现代油画展”。又后一些年“小西天”的房客们先后“出谷迁乔”同代人们有了各自的活动空间??有了更广阔的，可以“相忘于江湖”发展天地     “‘画什么’与‘怎么画’”     “十年浩劫”过后，我们大家对过去那段时间公式化，概念化和矫饰主义的艺术开始反思。对“红、光、亮”“假、大、空”时期的艺术创作观念和所谓“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程式化的口号产生怀疑。当时我已经回到中央美院，同学见面，私下里讨论最多的就是：今后我们“画什么” 、和“怎么画”的问题。“画什么”，是指艺术内容，“怎么画”是指艺术的表现形式。我们颇多困惑。从前很明确，“画什么”是方向问题用自己的画笔歌颂新时代，歌颂在伟大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兵群众伟大业绩，艺术是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政治工具。那个年代，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接受的就是这个教育。但在文革期间，我们不免盲目的成了一种政治思潮左右下“造神运动”的工具。我们是对艺术怀着一种诚挚理想的一代人，文革后的艺术发展形势，要求我们对历史进行反思今后“画什么？     另一个是艺术形式问题,到底“怎么画”？文革前，大家都是用“写实”的“再现”视觉真实的表现手法，全国一个面貌，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这代人有了些接触到国外画册的可能，比如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马蒂斯画册，比如带有变形意味的莫迪格里阿尼作品，比如维也纳分离画派克里门特的作品。这些都曾让我们眼睛发亮过！然而，在此之前我们除了苏联的绘画之外，很少机会能看到这些，我特别注意到，在1977-1978年前后，“小西天”的“同代人”们还曾受到苏联一个称之为：“弗拉基米尔风景画派”的影响王怀庆、黄冠余、秦龙差不多用过一种近乎仿作的劲头，画了一段时间的写生！运用一种排列色块的方式，让人沉迷于一种令人陶醉的色调和色彩关系“弗拉基米米尔画派”式的风景和克里门特的 具有装饰性色彩的绘画中，无论内容或者形式上都有一种“唯美主义”的倾向。 这种仿效的尝试是从王怀庆，黄冠余，秦龙早开始的。由此影响到同学众多人。   “‘营造春天’的愿望”     1980年的夏天，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年，艺术界渐渐萌生了一种“迎接春天”，“营造春天”的普遍愿望。整个文艺界上上下下都潜藏着这样一个动力，所以能产生几个同学商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这样的念头，”一小伙“民间“乌合之众”，一帮无名画家，敢有此“非分之想”     在前十年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我们的申请在中国美术馆获得顺利批准时，我们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了！中国美术馆的展览部负责人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中国美术馆自开馆以来，第一次让一个自发的、无挂靠单位的、民间群体进入美术馆举办画展的，名义上可以说是“民办”。我们美术馆提供场地不收你们展出费用名义上可以说是‘官助‘因此可以说是“官助民办”这是自1958年到1972年史无前例之举”。所以“同代人”除了展览作品中内容和形式在当时引起关注之外，这个展览出笼的过程也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无意”之间，“同代人”画展，成为“改革开放”在美术界的一个信号画坛的春天来临了！     临近展览开幕前，参加的作者人选有所增加，记得还有孙为民，张红年，白敬周等等，我在美院油画研究班的同学陈丹青也被拉了进来。“同代人”平均年龄大概在35到27岁上下，陈丹青在里面是年龄最小的。     这个不大的展览所引起的轰动，出乎我们意外，应观众建议，美术馆还特别延长了一段展览期限。展览结束的时候，美术馆有鉴于当时观众对展览的热情，对这批作品也比较重视，分别找作者谈话，希望我们能够同意作品被美术馆收藏。如王怀庆的《伯乐相马》，黄冠余的《鱼神》、《花神》，孙为民的《山里人》我的《阿佤妈妈》等。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被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荣誉，即便是无偿捐给美术馆都愿意，当时每张画平均大概在三到四百元人民币之间??相当于与我们当时近半年的工资！这对我们而言又是种莫大的鼓舞，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美术馆向民办性质展览第一次有偿的收藏作品的先例。 “一种潜在的批判力量”     这个展览为什么会引起美术界的特别注视呢？我想我们关于“画什么”和“怎么画”的尝试和对观众产生了影响。今天看，客观地说：同代人画展中并未推出能对后来的美术创作有广泛借鉴意义的“力作”，但这次展览的作品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比如黄冠余的《鱼神》，李忠良的《敦煌舞乐》各有其装饰表现形式的意味，并含有唯美主义的色彩。孙为民的《山里人》，陈丹青的〈藏族人物〉写生，我的《阿佤妈妈》如果放在文革期间，会被认为是丑化工农兵，要打成“黑画的”，但在1980年的夏天，他们被观众们接受了。因为这些画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是对生活的真实感受。王怀庆的《伯乐》素材来自李贺的诗，他没有画伯乐相马的过程，却画出了伯乐对“千里马”不幸遭遇的叹息！。引发了在那个时代有相同经历的人的思想共鸣。文革结束不久，大家都处在一种痛定之后的反思之中。在绘画中用一种“比喻”、“象征”的方式，说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同样，张宏图的《永恒》，表面看去，所画的是一个古代的石匠在雕凿一个卧虎，刻意画了个匍匐在石虎面筋疲力尽的裸背，隐含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和命运的思考。可感作品中有一种潜在的批判力量。这些作品可能今天看起来够平凡无惊的了，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同代人画展的主题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了人们一种“富有新意”的，具有探索勇气的，令人一新耳目的印象。。     在〈同代人〉画展之后，跟进中国美术馆的是“星星画会”展。“星星”画会的作者们的平均年龄虽然比同代人作者们小几岁，但政治上却比同代人更练达些，他们大多数作者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但在观念上却更“前卫”。他们期望作品在观念上去震撼观众，敢说别人不说的话，敢画别人不敢画的画，表现出一种“政治波普”的行为观念。“星星”画会的作者和“同代人”许多作者都相互认识，而且是有着密切交流联系的朋友。“星星画会”是一个有组织的艺术群体，是一个有艺术宣言的画派，八十年代后期星星画会从国内走向国际颇受到广泛关注。 “即便是‘卖杂货’的我，还是很认真的在做”     “同代人”画展结束，我完成毕业创作《阿佤山人》之后，留在了中央美院壁画系。改革开放给中国壁画带来一线生机，我成了最早踏入这个学科的一批留校学生。28年间，我的第一职业是美院教师。为了学院壁画专业的学科建设做了一些工作，能力所限，成绩也有限。二十多年间，也参与了一些大型壁画的设计和创作。自己满意的东西不多。壁画不是一个画种，什么样的绘画形式都可以被壁画所用，它是与建筑相依附的在公共空间中的视觉艺术，所以在这个领域中我要接受各种与视觉艺术有关的技法和表现形式，思考如何与建筑环境，建筑风格和内涵相联协调。我走上了一条不强调个性艺术风格的，按服务要求寻找适应方法的美术服务生的道路。做过浮雕：使用过各种材料，石头的，石膏的，金属的，也有绘制的壁画：油画的，丙烯的，干胶粉的；有表现现实生活的，有表现历史的，有装饰的 有抽象的，甚至还有雕塑、绘画和装置在一起的。我开的是一个“杂货店”，但我的“心态”还快乐，我作画很认真，每一次都当成是对自己的挑战。每一次都希望做好。今天的“同代人”们在艺术中的追求的空间，比二十八年前宽阔得多了，我欣慰地感觉到，当年那一波同学们“心态”都不错，都还勤奋的在画画，都很认真地对待艺术，真诚地对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