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节过后，我受建中的夫人蒙园明委托，为本书作序。她说：“我觉得，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建中生前最看重你对他的友情和认识。”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她说：“直到我真的感受到永远地失去了他的时候，直到在我开始整理他那些过去的画稿、文稿、笔记的时候，我才恍然意识到：他在世的时候，无忧无虑的我，似乎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他的艺术，他的思想，他的事业，他那些我不曾注意到的,内心深处的，深沉的忧虑……真的！……”     园明的话，让我也陷入了一种。有同样难能承受之轻的心理负担，是的，我认识建中整整四十年了，可当要回顾我们认识的四十年时，却有太多的恍惚，太多的茫然，太多地感到岁月和情谊的沉重，在我们共有过的“大半生”期间，中国历史上所频繁发生的巨大变革，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可谓一次又一次的“史无前例”！我们民族的情感在那些动荡的岁月，在那些极具戏剧性的冲突中间，所体验到的信念与良知的考验，所经受的喜、怒、悲欢的陶冶；所引发的对世界，对人生价值的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层面复杂，普遍又莫衷一是的心理困惑，也同样“史无前例”地让语言和文字的表述能力陷入疑惑，陷入尴尬??这种时刻，我又想起蒙园明的话，也同样“恍惚而且犹豫起来。做为建中朋友的我，难道真能够说，我就那么“认识他”吗？ （一）     一个月前，我在案前坐定，在稿纸上写下了“认识张建中”五个字，拟作序言标题，然后，就在这五个字之后，又茫然地呆坐了一天！竟然未再落下一个字！第二天，我重又开始翻读建中生前出版的一些画集，重又在电脑上浏览他那些准备编在此集中的画作，重又回顾、品味和这些作品相关的许多感受，善其言，叹其行，有多少往事！宏观其一生，盖棺又论，痛定静思，为同道，为同业，为朋友的我对他的感知与认识其实还是非常浅表的，由之信实地想起一位外国艺术史论家说的话：“认识研究一个艺术家的难度，远甚于了解一个时代的一部历史”！”一个内心有着丰富生活感受的艺术家，他看似平常的一生，也许竟是一个巨大的“谜”，我于是感到，能揣摩那个“谜”的，不是孙景波对张建中的认识，而是一生行为在那“谜”中的张建中，对自己生命历程感受的认识，我由此在《认识张建中》标题后又加了两个字《认识张建中认识》我认识他后十四年，离别云南，到了北京，这后二十六年，我们各自天南地北，漫世界的飘游，有书信往来，却不常见，我真诚地说，我看他这后二十六年的思想和作为，让我产生了一种需“刮目相见“的，再认识。     建中和我同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云南省文联美术家协会工作，那年，我毕业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他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他的毕业创作《景颇山上》刚刚完成，并随即入选全国美展。我随后又看到他早前一年创作的《苦聪人定居》，看到他深入到苦聪人的深川老林，深入到景颇山寨，所画的大量油画和素描写生，那些来自边疆、民族生活的画面，让我感动至深。四十年后，当园明和我一道翻阅这批遗作的时候，依然令我为他这些洋溢着激情和真诚而且充满自信力的表现感慨、叹惜！     他初出茅庐的成功，对云南美术界而言，一九六四年，可以说是：张建中之年。谈论起他的名字，是当时云南艺术学院的骄傲。     建中的性格，有一种能让人一见如故的儒雅且平和的感受，回味这种感觉，在此后多年间对我这一个刚刚走出美院附中的小学弟而言，是一段值得庆幸的生活经历：那些年，我和他同分在一个宿舍，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木屋子中，两张床相隔约一点五米，中间是一张我们两人共用的两抽桌，许多时日，面对面隔桌架起画板，各画各，各写各，在相互观摩中评点得失，在相互交流中诚恳鼓励，说不清有多少次会心的倾诉，曾让我们激动、兴奋，长夜难眠。听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见闻，经历，听他谈论艺术的见解和未来创作的许多构想，曾引发我对自己将面临的生活和艺术生涯，许许多多充满向往之情的幻想……     我在云南十四年，前后各去掉两年，中间便是“十年浩劫”。回顾那段动荡的岁月，是我“有幸”于“大不幸”的一段人生经历的感悟。我私心庆幸那段岁月我在云南，庆幸云南美术界当时有一批头脑清醒的朋友，庆幸朋友们中间当时对艺术创作有种潜在共同的求索，在美协创作组和师院艺术系师生交流之间，形成了一种难得的、超越时政利害偏见的理念共识，形成了一个对当时云南美术界富有影响性和凝聚力的群体。在那些可谓共患难的遭遇当中，是一种相依为命的忧患感把大家联结到一起。我不能忘怀如姚钟华，丁绍光，，王晋元，蒋铁峰，叶公贤，李忠翔，张铁兵，朱维明，王瑞章，刘南，程犁，郎森，夭永茂，史一等许多同道，那些年间在云南美术界许多的活动中群策群力、建言建议，极具奉献热情的相互支持。我尤不能忘怀，在同一宿舍朝夕相处，忧患与共的张建中在那些美术活动的策划当中，所表现出的对正义的和理性的执着??在云南两派唇枪舌剑，争权不休的时候，美术界办展览，出画刊，呼吁群众“大联合”；当“文化革命”影响到“工人停产”，“学校停课”国计民生处境危机的时候，美术界同志们走上街头贴出“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寨”，“学大庆”，“复课闹革命”，“节约闹革命”的大型招贴画和印刷品；当云南“文革”恶化到“武斗” 形势严竣的时刻，云南美术界的同志们漫昆明的贴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坚决制止武斗”的宣传画……在混乱的现实中呼求人性良知的清醒，面对荒涎而难能逆转的思潮，这种种努力虽然无济于当时，但当那场“浩劫”风平浪静之后，云南美术界的可以整体而言：“大家无愧于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回忆张建中在那十年间许多”创作“和他个人的影响力，我可以说他是云南美术群体中理性良知、良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痛悼建中逝世的唁函中，我曾写道：“我曾为自己生活中，尤其在十年浩劫期间，有建中这样正直、善良，勤奋而富有探索精神的同道、同志、伙伴和知心挚友感到庆幸。我不曾想象过??倘若在云南的那些年，那些艰辛而充满磨难的岁月中，我不曾遇到建中这样的朋友和兄长，……那么生活对我会另是一种怎样的回味呢？     当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之际，历来被视为边远蛮荒的云南美术界，其蓬勃和独特的艺术现象，若突如其来般地引起国内外画坛的惊异和热评。“云南画派”以其“丰富、美丽、神奇”的色彩，在上一个世纪末为中国当代美术史留下了浓浓的一笔。     之后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画坛，也是云南画坛发生巨大变化，令人感奋的一个时期，求新、求变、繁衍为艺术观念和形式探索进入空前多元的时代。艺术家个性的张扬和市场经济交相作用，利益和理想无可回避的冲突  产生令人心态失衡的偏倾“相忘于江湖”畅意，冲淡了往昔“相濡以沫”时困境的互需。而我珍惜云南美术界那段充满感情和群体友谊的回味，深以为那种氛围的形成，是后来云南美术崛起的精神条件。建中为人平和、宽容、谦让，遇事无争，成事不居，修养厚道而含蓄实在，这在当时和当前都同样难得可贵。 （二）     建中在艺术创作实践中，有种始终不渝的探索精神，在题材内容的表现方面；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历史人文；无论是民族风俗，还是风景、静物，他都同样怀有广泛的兴趣，这使他的作品展示为非常宽阔的视野，和相当丰厚的人文怀抱。在艺术语言的表现形式方面建中尤其有着一种不羁一格，法无定法，而显见为一种力求承续古今之变，综合东西之异的多样化尝试。无论是用油画材料工具，抑或用中国传统笔墨及其后期他尝试丙稀、水粉，多种工具，材料的综合表现……刀刮、笔绘，喷涂，泼洒，厚堆，薄染，拓印，揉擦……凡有感于物象之异，笔法触类生变；凡动心于意境之别，情采应手入化，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在古典精神与现代感受之间，在感应自然到表现心态的创作过程中，这样的作派，使建中的绘画显露出一种行吟诗人的气质。在诠释自己这种作派的时候，建中说：我的画不仿效任何流派，而是对许多学派的综合探索”，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心理和文化的滋养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艺术之花盛开不同的范围和时空之内，很多艺术家都博采众家之长，因为他们总享有共同基础，人类意识的起源，原始智慧和思维结构。”     从八十年代初，张建中和他的艺术从云南开始走向世界，他以一位东方艺术家和学者和身份，先后到过澳州、美国、法国、瑞士等许多国家考察，讲学，外部世界纷纭多元的艺术现象，引起他对本土和民族文化深层的思考，在交流中，他更见明确的希望在自己绘画中找到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同时又是他得自云南民族文化土壤特色之中的语言。他渴望在自己作品中将这种东方民族的审美感受输入对现当代世界艺术大潮当中，这种清醒的觉识，给他作品的精神面貌注入了新的创造激情。我注意到他这种对东西方艺术“共同根源”的寻求，他学术思想中对“共同根源”如“土壤”与“树”的哲学思考，通过他作品对绘画理法的“综合探索”，在国际交流中所产生的共鸣和认知，是令人鼓舞的。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美术家协会主席多萝西，贝克女士称建中“非常善于运用色彩，他画色彩之丰富可以和歌特式彩色玻璃画相媲美。他的作品风格清新，自然而优雅，同时具有深刻的精神底蕴。”     澳大利亚国立维多利亚美术馆，亚洲艺术馆长G。A。潘博士说：“张建中的画展”或许是新近出现的，来自中国艺术的最重大，令人鼓舞的展出，也许应视为研究中国艺术探索发展的一个实验。是吸取养分后呈现给人们一种超越和优于前人的个人风格。”     1995年9月，张建中在与美国柯灵顿艺术中心画家贝克曼联袂展出时，其展览委员会主席大卫。卡尔评论说：“张的艺术源于传统题材，中国少数民族风格和西方艺术。他用阐释时空的方法去探索古代与现代人类社会中人性的内在联系，……试图通过一些可知的传奇故事和神话去提示内在的意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展示生命之谜的大门……”     云南前辈画家李伟卿先生说张建中：“将古滇历史的沧桑变化，云岭高原的壮丽景色，客旅的异国风情，故园的苍茫记忆……无限丰富的题材，经过溶解，结晶而创造成浸透哲理的乐曲。”云南评论家朱运宽先生所言“张建中取材于云南这块古老而沉重的土地，在审美上追求一种古拙、沉重、峥嵘的美，一种深沉的带有历史哲学意味的美……”，段锡先生也在张建中画面中感受到那种“隐喻、伏笔、启发式的……给读者留有极大思考余地，想象空间与心灵震颤。”张福言先生则感悟道：“哲学在他的艺术世界里诗化了。” ……     我想：这些国内画坛同业和国际友人对张建中艺术从思想内涵层面的解析和认识，有助于人们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换位思考，而建中在这些国内外交流活动中所获得的理解与高度评价，对我们再认识他和他的艺术时，或许会产生富有启示性的联想面对世界，面对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尤其要自觉中国传统精神的根源和民族文化的特色并对此应充满自重、自信和自豪。     阅读建中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众多作品时，尤其是看他近二十年当中这些运用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法，进行创新尝试的画面时，建中那种力图将历史与现实，民族风格和异域感受溶解为诗情的画境；将诗画的语境幻化为音乐般空灵的视觉感应，这种隐含哲学思考的创意，是他在“云南画派”中独到的个人境界。如他“思绪的系列”，《秋之梦》，《春之梦》，《历史的痕迹》；如他“节日系列”，《水之节》，《火之节》，《死之节》；如他许多将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中的文化图象演释为对生命哲学思索的一系列作品……限于篇幅，我不可能逐件地分析画集中的个别作品，“绘画需看”，我想说，对建中的画，或许要“一看”，“再看”。或许应超越“就题材而论题材，就技法而论技法的”解读方式，或许会在一看，再看的“观想”过程中，打开对建中认识的途径。     我建议研究张建中艺术的同业，看一看2000年9月，他在参加瑞士斯德哥尔摩世界文化会议期间发表的一篇论文《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了解他在这个观念多元高新信息时代对当前各种文化思潮发展态势的反思，了解他针对欧美现代艺术在“自由商业市场的催化中发生、发展和堕落的混乱现象”，对“丧失人格，否定人的尊严，破坏伦理道德，肢解社会的现象”提出的严格的批判态度；了解他中国艺术家面对当今世界格局要清醒而自觉，不再是“把自己隔绝于世界文化进程之外”而采取积极主动介入交流的态度。了解他在宏观世界文化视野中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家所持的立场。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我们必须要在集中精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为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人文精神的重建找到新的支点，这个支点是：”我们中华民族博大、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个基础使我们“对将吸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来丰富发展我们自己的信心更加增强”这种信心才是“重塑和完善中国当代艺术的崇高品质，永远和人民的血肉相连”是我们“清醒的头脑，锐利的批判目光，旺盛的创造精神。”     也正是在这次国际文化会议上，他以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充满民族尊严自信的宣言：“我们逐渐形成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宽容，最能为大多数人接受，最能容纳不同文化艺术倾向，特点的文化艺术发展策略，……当代中国艺术不只可促进我国现代事业健康发展，亦可补足当今世界后工业社会种种缺落遗憾，重塑中国的大国气度，具有世界风范的中国艺术大师也才能出现。”     回顾二十多年来当代中国画坛，在打开国门，面临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过程的思潮涨落，面对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左右而阵痛于信仰危机的历程中；回顾我们其中许多人在当代思潮当中，时时产生的困惑，惶然，身心矛盾思维分裂的状态，盲目地追摹西方新潮现象，由之产生种种“观念”和“行为”的仿制品，而且当这些在标榜“个性独创”的艺术及其炒作者在不自觉中失去了民族根性“自我”的时候……我以为，能听到张建中这样的声音，才能认识到一个从云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时，一个精神上具有大国气度的艺术家应具备怎样的文化觉悟！ （三）     一九九二年，张建中从云南画院调回他的母校，担云南艺术学院院长。并且从此进入了他从一个自由艺术家转为美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组织者的角色。我注意到他为进入这个“新角色”所付出的辛劳和沉重代价。为适应新时期教育改革的发展，为适应教学与社会需求的变化，他有了更多的事情要做，他不能不放弃个人创作的时间。在他与通信中，我感受到他面对许多无可回避的人事恩怨，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深感烦恼和无奈的叹息，也同时了解到他为振兴云南美术教育的使命所驱动，为推进学院师生在国内、国际间的艺术交流奔波策划的种种极具开拓“野心”的想法。我以为，作为学院院长的张建中，他还是一种艺术家的，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作业”习惯，他不大会上下奔走，不大会借机造势；不善于谋权用人，因此不大能够遇事超脱于性情之外。他一定干得很累，不幸的是，这种超常态的累心，平时不大容易让周围的人感到生命潜在的危机，六十二岁的张建中粹然病故时，我惊定尤痛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是以身殉职的！     在他去世两年后，我才读到他《发展要走新路子，改革要创新体制》对（云南艺术学院）教学改革、理论研究、艺术创作工作的意见”一文。作为一个高等艺术学院院长的“工作报告”，他先后四次改动，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一读再读之后，我想说：我因工作接触的需要，曾接触过、拜读过国内一些美术学院领导人和学术负责人的关于教学改革，学院发展思路的文章，参与过一些相关内容的研讨会，我能感受到当代中国艺术学院在面临着“中国艺术教育向何处去”的重大课题前共同感到的巨大压力甚至惶惑，但我想不揣冒昧地说：“在当前，比较而言，张建中这篇关于当代艺术教育的思路和学院体制改革的工作意见不仅对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国内各美术学院的教改思路也有重要的、值得研究和参考的价值！     他对当前国内艺术教育发展态势中显现问题，不仅表述了他清醒，精辟的置疑和分析，而且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判断和严谨和可操作的措施方案。他的工作报告，突出了当代艺术学院教育要培养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应具有全面文化素质和品德修养的学生的育人方向和目标；重点提出了“兴师兴教”，“师兴则校兴”的一系列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主张和措施；提出了相关学科结构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体系，教学体制，管理机制和教改科研种种设想。     我特别注意到：张建中在对云南艺术学院学术定位和教学科研思路论述时所提到的：“当我们充分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伟大意义，在我们艺术发展，特别是在云南艺术发展上的伟大意义时，当我们提出要把我院办成在中国甚至在国际上有自己特色的新型艺术学院时，我们必须大胆而果敢的选择。我们必须把对民族民间艺术的研究、学习、借鉴作为我们教改的大课题来做，我们要花大力气组织人力、物力、通过进一步的收集、整理、研究、提高……从艺术教育的基础课到专业技术课，从课堂教学到社会实践，形成一整套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它是改革我院学科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及方法的一项基础工作的工作，也是我院办学出特色，上水平的关键之一。”     我以为，对于云南艺术学院而言，张建中这一富有文化战略智慧的认识，是他留下来的“最见心血的遗产”。是一位走出云南，走向世界，又回到中国，回归云南的艺术教育学者，一位为母校殉职的前院长，留给继承者们一份关系命运取向的发展兰图。     十年前他已经预感到：一些艺术学院因市场经济利益的趋动：“争转向，争拿钱，短线热，长线冷，争开新专业，争搞小而全，低层次的重复投入，不恰当的扩大招生数量和办学规模”，“摊子越铺越大，质量却越来越下降”的动向……。检视当前国内“一窝疯长”的艺术教育的状况，不幸为他忧患意识所言中，那时他就说， “不同的艺术学院，应有不同的选择”，“似一个家庭，必须量力而出”，“必须量力而为，突出重点”。“我们有宏伟的目标，美好的理想，但我们每项改革必须从我们艺术学院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脚下，脚踏实地地去走。”     建中还没有走远，认识张建中的这些认识，对我们打开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工作来说是有现实思考价值的。                                                         2004年3月23日                                                         景波于北京                                                         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