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途回望     作画的时候，不觉时光流逝，如同走路聊天的人不觉路远一样。这种心态，让我会时时忘记自己的年龄， 暮然回首，心头一惊！今年，我居然也整整六十岁了！     要说我从四、五岁就喜欢上绘画的话，那末，这喜好伴随我的生命历程，走过来已经半多世纪了。只要拿起笔，就防佛上了路。作画改来改去不见效果时，就如在迷途，走来走去，还是在原地徘徊一样。我的阅历足以让我明白，现在我真实的处境，离我向往的目标，比出发前想象的距离，要遥远的多，茫然的多了。所以回望求艺途中的我，每每心头汇涌起一阵阵悲壮感的怅然之潮，。。。。。当心潮落退，我当然还会一如既往，无奈、且坚韧的安慰自己说：“别灰心，孙景波，至今，你还不失对艺术爱恋的真诚，只需走你的路，你能苦也其中，乐也其中，不必想远近曲直，但一心向上、向前，迈出一步，就是一步，舍此何求？”          我的命途，仿佛一直都在一种当艺徒的心路中行走。写这种感受时，会浮现出四十二岁时，我在“西天取经”路途中的情形：那时，我在法国巴黎美院进修，其间获得一个去意大利考察的机会。但到了罗马的第二天，我口袋里的钱被小偷儿偷走了一半。剩下的，除了付博物馆的门票和乘车钱之外，住宿和吃饭就非常困难了。我幸亏带了一顶帐篷，此后便别无选择的，只能在所到城市的郊区、森林帐篷营中过夜。每日里，背起我全部的行当，一部相机、一个速写本、一本笔记本、一包面包干、一袋中国制的罗卜干、一张城市旅游地图、一个装满自来水的军用水壶、早出晚归，按计划，在旅游图上扫荡掉一个又一个博物馆、画廊。渴了，喝一口自来水，饿了，就着罗卜干，吃几片面包干。我和别人语言交流不便，唯自独往独来，遇到好景致，便从怀中掏出速写本字画“几笔”，看到好作品，心有所动时，随即拿出笔记本，记些自言自语的体会。走累了，困了，随便靠在那个教堂的角落，或者，在博物馆的门前台阶上眯一会儿。当时我在笔记本上写道：“哈！孙景波，这回你可找到苦行僧的感觉了， 也许更像流浪汉了吧！。。。。。。”所幸那段日子，我的健康情况令我沾沾自喜，胃肠如野狗一般，不计生冷软硬，我用我的双脚，可以日行百里，漫步在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威尼斯、米兰，不计走过多少街街巷巷，从心理到生理，终日都在一种饥渴且兴奋的感觉之中。     在随后我去瑞士、美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家游学的时候，其情状也大体如此。一个学油画的人，年过四十多岁之后，才见到那些大师们的原作，可谓相识恨晚，这样的观感让我震撼，让我激动，让我欣喜，同时，也在我心头激起阵阵莫名悲壮的欲望。。。。。。孔子曰：“好古敏求，见贤思齐”对我和我许多同代人一样，这种欲望，近乎夸父逐日的念头，过了不惑、天命之年，渐知那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前景，但已走在路上，是不能停的。宁可倒在途中，也是不甘放弃的追求。因此，抚今追昔，颇有“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的感慨！     1945年，我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出生前，父亲抗日参军离家，多年杳无音信，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母少丧双亲，十二岁被送到烟台绣花厂做童工。嫁后务农。闲时以绣艺传于乡邻，我四五岁能针线，我对画图的喜好，信得母亲心性传染。     六岁时，我随母寻父，到东北黑龙江省，在松花江畔的通河县镇里读小学，当时，我能看到的，最好的图画，就是书店里卖的那些年门画、月份牌画和小人书中的插图。年节时，求妈妈买一幅我喜欢的画，贴到炕头墙上，晚上看得不想睡觉。在跳动的油灯下，若明若暗里，看有一个神秘的世界，觉出一种异样的快乐。那些年月，到镇里来走江湖的艺人，用九宫格、放大尺，给人们画头像的技艺，让我看得如迷如痴。模仿他们那种立竿见影的方法，曾让我欣喜地以为，我真如周围人们所赞许的那样??也有绘画天才。我还记得我的美术、体育老师腾云峰对我说：“孙景波，你不用放大尺、九宫格，你比那些街头画匠画得好！”这样的夸奖，在我朦胧的心灵中，无疑如一道开启理想之门的闪光??五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文《长大我要当画家》可以说，那是我少年时代表述未来理想的宣言。     十一岁时，我随着参加重工业基本建设的父母亲转到了城市，后来，我和家庭又随着国家建设的脚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不断迁移。初中三年间，我读了五所中学，从黑龙江到吉林，从湖北到江苏、到安徽。对一个出生农村的少年，这样的经历使我眼界大开，也使我恍惚，在一个个还来不及结识新朋友的，不断变换的环境中，绘画成了伴随我孤独感的最好伙伴。我回味，那是我最富于幻想的岁月，我迷恋绘画，因为还没有意识到日后道路的艰辛，、所以天真热烈、所以幼稚无忧，充满信心。我最难忘怀1958年春天离开湖北武昌工人子弟中学时，美术老师黄乐生先生语重心长的叮咛：“孙景波，你能学的好画的，记住！初中毕业后，你一定要去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你能考得取的。。。。。”他的鼓励，更像是对我的命令，让我坚定了对艺术的信念。     1958年，我转学到南京二十三中时，正遇上“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激情岁月。年轻的共和国比一个孩子更富有想象力，伴随着一场诗、画满墙的宣传运动，把我们一批中学少年推上了街头。跟着美术老师，提着油漆桶，抬着画板，从校园内画到校园外，从洪武巷小墙，画到市街大墙，当我站到防火队提供的三层云梯上，为市体育馆独自完成着一幅几十平方米大的壁画时，来往观众如堵，不时听有沾沾咂舌、赞赏之声传来，一个十二岁半的少年，曾因此感受过那种让人忘乎所以的自豪。我知道，多年以后，有许多和我有类似经历的青、少年学生、工人、农民美术爱好者，从此走上了绘画的道路。     我开始读到一些美术常识，听傅抱石先生到少年文化宫，给我们这些孩子做讲座的情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中国有吴道子、顾恺之、任伯年、徐悲鸿、齐白石。。。。。知道了文艺复兴三杰的名字。。。。。我用水彩和油彩临摹过拉菲尔的天使、董希文先生的《藏北妇女》面对那些很粗糙的印刷品，引起我的惊羡和模仿的欲望，甚至超过三十年后我真正见到原作时的激动。1958年那段画壁画的经历，使我自少年时有了心仪于巨幅宏篇的大型绘画的爱好，未意后来，我真的与壁画创作和教学结缘。     1959年：6月，临近初中毕业时，填自愿时，我记着黄老师的话：“你一定要去考中央美院附中”于是，我就一定的??写信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但我意外得到附中的回信是：“你报名已晚，附中考试已经结束。”我因错失机会，恼悔不已。毕业后决定辍学，不听任何劝告，回到安徽马鞍山父母亲家，边做家务，边自学绘画，一心等待下届应考。     1960年：4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收到我报名作品后、通知同意我参加考试，但却疏漏了告知我参考的地点和时间。6月，当我再次去信北京询问时，却又被意外地告知：“我校考试工作已近结束，你可考虑报考其他学校”我因此痛苦而愤怒的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办公室，发了一封数百字的电报，电报中申诉说，“我为此已经在家里等待了一年，让我忍受因为附中招生工作中的失误，从而改变我的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告了附中”，但在绝望中度过了两天之后，我却收到“北京”拍来的一封急电，“孙景波同学，速去上海戏剧学院找沈今声老师补考。”我于“绝外逢生”，连夜乘船由南京到上海。在上海考区的附中老师们，为我“一个”考生“监考”，考“素描头像”、“色彩静物”、“命题创作”。第二天下午，当口试结束后，沈今声先生和我“谈话”，说：“你可以放心回家等待通知了，你考得很好，会被录取，可以不必参加普通高中考试了。”沈先生明明白白的一席话??使我此前由对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怨愤，转成了此后一生难忘的一种幸运感！     那年八月中旬，在我还没有收到美院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却焦急得已经不愿能在家中等待了，我决心到北京去，我对父母说：“我知道，我考取了！要是万一，我没被录取，我就在附中当模特儿！”父亲居然答应了我，给了我去北京的路费。1960年8月20日，我用一根木棍挑着自己的行李，夜里从北京站下车，穿过天安门广场，走过王府井大街，问到隆福寺大街78号，敲开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大门。没带任何证明，附中好心的门房李大爷，居然同意安排我住到了学生宿舍。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真的知道，我，是考上了！从此开始了正式学画的道路。那年，我15岁。     1960年到1964年其间，我在附中的时间，正逢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倍尝生活与学习条件的双重饥渴。但六十年代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老爸爸丁井文校长的支撑下，聚集了一批富有责任感和创作活力的中青年教师，师生同有患难与共的感受，同心同德，营造出了一种感奋图强的校园氛围，孙滋溪、赵昔、李华、卢沉、赵友萍、王光楣、以及我一年级时的辅导员张京生，等等许多老师，给了我们热情、无私的教导。当时，虽然只能学前苏俄的东西，路子不宽，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教学要求严格，成果扎实，得到全国美术界的认可，四年时间，初具绘画专业基础，同学们自我感觉普遍良好，面向社会时，都不乏自信之情。     1964年9月，因应云南美术家协会到附中商调支边之需，我和同期留校的张铁兵同学报名到云南。我乐观的以为，从此可以踏上独立创作的道路开始了。殊难逆料，一往十四年间，正遭遇“十年浩劫”斯文扫地之变。我因个性难与时风磨合的原由，前后被下放农村劳动有七八年之久，期间、又被莫须有之“五、一六”的嫌疑，监护、隔离审查了两年时间。。。。。     在“熊熊烈火”中，在“暴风骤雨”中，在全国“天天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岁岁月月中，个人命运，沉浮无常，我们精神兴奋过、壮怀激烈过，而后，又彷徨过、怀疑过、郁闷过、痛苦过、愤怒过、、、、、待浩劫过去，回味“十年文革”那段生活对我，则是种特别难忘的考验和磨练，是我们一代人“得天独厚”的人生大学课堂。比较对心灵的磨难，边疆近乎原始的贫困生活已经算不得艰苦了。云南多民族，风俗朴真醇厚，自然风貌奇丽多彩，在边疆民族农村生活的岁月，相对于城市、机关里的斗争，悻然平淡得多了。无论是去放牛或是牧马，上山砍柴，下田插秧，春种、秋收、我还能”天高皇帝远”的想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还可以背着书包，里面装上一个巴掌大的速写本，几支铅笔，一本文学书和其间夹着几幅小画片。每天往返出工的路上，或在田边地角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看点儿什麽，写点儿什麽，画点什麽。农民同胞们不会批判我“坚持个人主义，不舍一技之长”相反，看我画画，是他们的一种乐趣。在山野之中，由得我一个人走路，随行随歇，可以望着山海静思默想。若干年后，我有机会创作的《阿细新歌》，《乌蒙山人》等许多构思，还有许多小诗词、散文、，都是在那些山路上，在山寨油灯下，在那个书包中的小本子里勾画、记下的。     从那时，一个背书包的习惯，直延续到今天，成了我对自己信念的，一种时时刻刻的提示。一个艺途曲折，见识有限的孙景波，应该始终清醒，自觉：自己是一个永远背书包走路求学的行者。 云南十四年间，我庆幸遇有姚钟华、晓雪、张建忠、张铁兵、丁绍光、王晋元、蒋铁峰、朗森、李忠翔、朱维明等一帮头脑清醒地、勤奋的、志同道合的画友、诗友，大家一道在“十年浩劫”期间，患难同舟，彼此相支持。在交往中，我从朋友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得到许多支持、鼓励??回味那段“相濡以沫”的岁月，是云南美术界共同的精神财富。 1972年，我创作的油画《阿细新歌》入选全国美展，因到北京加入“改画组”。在改画组，又有幸结识靳尚谊、朱乃正、唐小禾、陈逸飞、陈衍宁等师友，一个半月的时间，朝夕与共，每“公”事毕，则相约走访在京画坛诸多前辈，在肝胆相照的诚心交流中，使我受益匪浅。     1978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停办十四年之后，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自觉像一个浪迹江湖的游子，又回归到了岸边，油画班的指导教师是：吴作人、侯一民、靳尚谊、林岗。在后来的两年当中，堪称是国家的“乍暖还寒”时节，师生同感幸运的是：始逢改革开放，画坛最早露出春天气色。共享来自不易的机会，欣逢一段难得的缘分。油研班特别活跃，学习中同有如饥似渴的感觉。八十年代初，在校园中与袁运生、朱乃正、吴小昌、陈丹青等良师益友的结识，交游，是一段很“开心”体味，我们曾经一道营造过一种活跃的，令人眼热的学术气氛。     1980年，我在完成毕业创作《阿佤山人》之后，留校到新创建的壁画研究室任教。又二十五年以来，以教学为主，在壁画系当了十年的副主任，十年的主任，可以说：为健全、拓展中央美术学院壁画学科的教学和创研，尽管困难重重，我还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这二十多年，作画是业余的事。我曾绘制过几幅壁画，用心良苦，多不当意。写过一些记录自己学习观感，教学经验和创作体会的文字，才情不畅，也多不尽意，但路还一直在走，业余也抓紧时间画画，但耕耘，勤勉自策，不问收获。     我原本兴趣广泛，于绘画而言，什麽工具都想试试看，什麽画法都想学学看，什麽题材都想碰碰看，古今、东西，心无时空界限，兴因境生，情不自禁，人物、风景、历史，风俗、文学插图，见异思迁，触类生变，或因题材内容、情境感受之想当然，去挖空心思，摸索相应的表现手法; 或因工具材料、表现形式之尝试，转换手法，寻找适应之内容题材。搞壁画，更是接受命题的作业。因此不能自限于一局，这种不甘定型的作派，很像个喜欢拆看各种玩具的孩子，拆的时候，不大留心程序，自己独立组装的时候，又常常离谱，因此，年过半百之后，未觉有个人风格、样式可以自我标识。如走路的人，随感遇的不同，走走停停，遇岔道迂回，常觉陌生，每一步都仿佛具有试探性，所以难得形成一种成熟的，人称“驾轻就熟”的章法。我在不断反思中自我认识，或许：我“无意为我”的“我”，也就是自在的“我”了，无奈只是“本性难移”！     这些年间，我有多次机会，去新疆克孜尔、去敦煌石窟、去麦积山、去龙门石窟、去云冈石窟、去永乐宫、云、贵、川、藏、宁夏、陕西、山西、山东、湖南、湖北、河南、、、、、、走遍全国各博物馆，对中国古代艺术遗产，进行过更从容的考察和观摩，并临摹过近百件古代壁画和其他绘画作品，华夏传统艺术对我的影响，如土壤之对禾苗。我意识到：我自然而然的根，是长在我民族的土地中。     近二十多年，中国画坛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当代中国艺术家，渴望与世界接轨，观念的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样化，风格的个性化，如是一派“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气象。我和许多进入中年的朋友们一样，像饥饿了太久的人，忽遇丰盛的宴席，不免眼花缭乱，开初，也不免饥不择食，但真的坐下来，经历过一番尝试之后，静定反思，还会习惯的把筷子伸到自己原来喜欢的饭菜当中，那还是中国的、还是家乡的、甚至还是小时候就喜欢的口味。     走过来，走过去，绕一大圈子，回过头来：我还是相信：真诚关注和表现现实生活的绘画，以其可直观的表现形式，能和最广大的观众，保持着最普遍的联系，能进行感受交流的艺术、是最具生命力的。所以，我无悔少作。有人说：而今“后现代”，绘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自觉我的眼光要短得多，我眼前的路还在中途，是看不见“末路”的，我心中的路，还很漫长，还得走下去。     我的生活经历，时代对我的影响，很早就决定了我艺术追求的观念。我的创作不想摆脱我经历的感受.因此用绘画表现我对生活现实的体验,对人生与自然生态的关注，采取乐观的心态和角度，寻找诗意化的真挚与诚实，让作品中，有我一个中国画家的人文意味和土根精神，是我永远的课题，我的太阳在前面、在上头！我还在走。                                                                      2005年2月春节                                                         于安徽马鞍山雨山湖西父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