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

现任: 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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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都市里的乡土守望者

作者|罗中立发布于:2009年06月09日

当年以区区400元稿费入藏中国美术馆的《父亲》,被称为“乡土现实主义的绝唱”,而频创高价的“新乡土”,却打破了都市人对农村田园的浪漫幻象;重画《父亲》的计划引来褒贬不一,苦心经营的新“川美”则以“允许学生乱叫、乱跳”闻名。多变的罗中立连同其另类的画作,无疑为购藏者提供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农民”:因“父亲”生成的新真实 《父亲》使罗中立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因为“父亲”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形象,实现了艺术向乡土现实的回归。 近百年来,为数众多的描述农民感情、农民精神、农民命运的绘画作品,构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篇章。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形象,呈现出明显的“单一化”和“样板化”倾向,50年代的“苏式现实主义”以及“文革”时期的“红光亮”和“高大全”,都曾经作为正统的革命艺术的标准和典型。在绝大多数美术作品里,农民都被描绘成积极、乐观、健壮的正面形象,脸上洋溢着“国家主人”般的幸福微笑。罗中立《父亲》的惊世之处,在于其以“求真”的意愿和借鉴美国“照相写实主义”手法,描绘出布满皱纹的皮肤、缠扎破布的手指、粗糙的指甲、皲裂的嘴唇。“超级写实”的《父亲》成为中国农业化时代的一个缩影,它传达的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处境,终结了狂热歌颂英雄和伟人的艺术样板化时代。近距离的《父亲》流露出的真实情感,得到了刚从政治运动回到现实的人们广泛共鸣,加之“文革”中惯见的巨幅领袖像尺寸,其面世后引起轰动和震荡是必然的。 对于《父亲》的脱颖而出,画家坦陈“就是运气好,那时候歪打正着”,而实际上,其“偶然”的成功出自一系列看似不经意的铺垫。 罗中立1965年读四川美院附中二年级时,为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奔赴四川达县大巴山的一所小学教书,结识的房东便是后来《父亲》形象的原型。附中毕业后,他又去达县的一家钢铁厂当钳工,成为专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当时绘制的巨型主席像是《父亲》幅式的原始经验。在国家恢复高考的1977年,一直画连环画的罗中立本想报考四川美院国画专业,由于当年恰好没有国画招生,无奈中选择了油画。创作《父亲》的最初冲动,则来自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一片灯火和欢笑、音乐、鞭炮、猜拳行令声中,看见了路边公厕里那位“用牛羊般的眼睛死死盯着粪池、被寒冷挤到墙角里”的守粪农民。当时狂乱袭来的同情、怜悯、感慨,使他“要给农民说句老实话”“,要为他们喊叫”。据此,画家准备画一张“毛主席像一样大的大头像”,而当一位老师提议将题目《粒粒皆辛苦》改成《我的父亲》时,他顿时感到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想法。作为接触过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知青画家,罗中立以亲历的磨难和与乡土的深厚情感,将又脏又臭的农民看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将农民的命运看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为了表示“我的父亲”是新社会有文化的农民,而不是“苦巴巴的旧社会老头”,罗中立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象征时代的圆珠笔,使其终于通过四川省美协的审查,获准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当这幅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幅农民头像进京后,吸引并打动了几乎所有的评委。依照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去掉题目中前两个字后,“我的父亲”那张饱经苍桑的脸,由单个人的勤劳、纯朴、善良、软弱、痛苦和屈辱命运的展示,一跃成为了“撑持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的“8亿人民的父亲”。不久,在“这样一个忍辱负重、甚至苦命的形象,能否代表新中国农民”的争论声中,评判权交给了观众,投票表决结果是《父亲》以800余票(超过第2名700多票)荣获金奖。 “乡土”:由“西南”铺设的新背景 除却画家的知青经历,《父亲》的横空出世以及罗中立的显著美术史位置,还得益于“西南”美术的深厚土壤。 “西南美术”因其地理、文化等因素,明显区别于主流美术“。文革”后,四川美院出现的从“伤痕”到“乡土”绘画,是艺术家关心普通人的开始,对新时期的中国艺术变革起了催化作用。从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上,高小华的《为什么》、《我爱油田》,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王亥的《春》,到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上,罗中立的《父亲》和王川的《再见吧!小路》,再到1982年至1984年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四川美院油画展览”上,罗中立的《春蚕》、《春光》、《金秋》,高小华的《赶火车》,何多苓的《春风又苏醒》,周春芽的《剪羊毛》,程丛林的《同学》,朱毅勇的《乡村小店》,张晓刚的《藏女》等,贯穿其间的对历史灾难的批判和对人性人情的呼唤,共同开启了一个朝气蓬勃的“西南美术”时期,构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重要阶段。 罗中立的“父亲”,是1980年代初四川画家群体热衷表现的“乡土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而“乡土现实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不仅使农民形象有了更为多样的表现角度和形式,也使“美”与“丑”之间有了更大的讨论空间。 几乎与《父亲》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同时,时任《美术》责任编辑的栗宪庭,顶着压力将该画刊登在1981年1月号封面上。栗宪庭因此曾挨骂多年,甚至遭遇停职,而《父亲》却在因此引发的关于“真实性”和“人性”的争议声中备受关注。《父亲》除了被保守者指责为“污蔑了农民形象”外,尴尬的“圆珠笔”则被激进者认为伤害了本来应有的纯粹性,其后《金秋》等作品中描绘的老农,甚至被看作向“圆珠笔式新农民形象”靠拢的“抽掉了血脉的标本”。然而在何桂彦看来,罗中立的《父亲》所代表的主题性写实阶段,只是实现了“四川画派”从“反思题材”和“知青题材”向“乡土绘画”的过渡,而其毕业创作《大巴山???故乡组画》代表的写意阶段,由“吹渣渣”“、翻门槛”“、屋檐水”等大巴山日常生活的描述,开始了从人物形象的逼真转向生活真实的体验,也开始了从关心农民的生活状态转向关注农村的文化形态,后者才是“四川乡土绘画”的真正开端。显然,这种解读要平和、公允许多。 经过新潮美术时期整整十年的沉默之后,至1990年代,罗中立开始了更为漫长的“像有了耕作经验的农民想换一种耕作方式一样自然”的嬗变过程。他在最不值得描绘的“起夜”、“过河”、“躲雨”、“晚归”、“赶集”等场景中,述说着一种不同于当代主流文化和都市文化的生存经验。他用拙笨的线条、错杂的笔触、艳俗的色彩、划劈的肌理描画村妇乡民,强化出质朴古拙的原生性,流露出对原始生命力和个体生存意识的尊重。其乡土文化的现代性,使四川美院的乡土绘画展现出全新的“新乡土”风格。这正是西南“新乡土”绘画,从早期乡土意识的共性表达衍化为画家个性图式的建立,并现代文明进程中,将地域性的时代表征升华为对原生农耕生活和原始情感的关怀。 不过,有别于20多年前《父亲》过多的社会属性,罗中立近来计划重画的《父亲》虽然依旧关注农民,可能依旧以那位守粪老农为原型,甚至依旧是同一个端碗的动作。但是,画家的意图却是“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去展现其“20年的油画语言体验”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因为《父亲》的符号意义和作者的复杂身份,不论重画行为的动机如何,其结果,对于画家和“西南”群体都必将添加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解。 “川帮”:被“市场”链接的大平台 上世纪80年代初,程丛林、何多苓、罗中立、张晓刚、高小华、叶永青等众多四川美院学子,在中国美术界名声大噪,被称为“川美现象”;而目前活跃在艺术市场的以四川美院为核心的油画家群体,则成为了颇受购藏者注目的“川帮”。 2006年“,川帮”整体走强“。四川画派”被“朵云轩”认为是油画市场最活跃的地域板块;“北京保利”举行的中国油画专场,重庆本土及其培养的画家成绩斐然;在“北京翰海”春拍油画雕塑专场的200余件拍品中“,四川画派”43件,成交41件,成交总额达1400万元,占专场成交总额的14%以上。2006年度,罗中立作品拍卖总成交金额1.16亿元,成交率高达82%,有3件冲破300万元。并且,在稳固本土市场的同时,罗中立油画在台湾也得到热捧,继2006年12月《屋檐下的小孩》于“罗芙奥”以109万元成交后,2007年1月《往事》于“台北中诚”以110万元创海外最高价。这里,很明显地折射出学术与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四川美院为核心的西南艺术家群体,长期以创作话语的独立而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最具连续性,并在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取代后的“艺术与市场”冲突中,保持了纯粹的艺术精神,因此,在目前的市场中仍未被广泛接受,而屈居中低档价位。不过,正由于“川派美术”在“文革”后中国油画史上的纯粹性,必如“北京翰海”的预计,其艺术投资的前景应当是广阔的。 流传于艺术市场的罗中立作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貌。其流露乡土风情的1980年代初的写实作品,多得到经历过数十年“苏式”审美教育的中老年购藏者钟爱。这种画风,曾被许多农民题材画家,作为乡土形态的风情渲染,既成为体制内油画大展的成功出路,也成为艺术市场中港台东南亚画商青睐的商业化样式,它与“政治波普”和“城市泼皮”,共同构成了1990年代后的三大商品画支柱。罗中立转型后的不十分“讨好”的古怪画风,因为是画家思考“如何回避乡土中的唯美主义和商品化倾向,如何将乡土生活的生命意志融入艺术家的血液,如何让乡土更贴近生命的原始状态”的结果,其形式富有了更多的现代精神,它们同样获得了学术界的赞许和收藏界的认同。 罗中立链接向艺术市场的,不只是功成名就的“川帮”画家。他在1998年执掌四川美院后,正在以独特的方式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形成的宽松氛围,一种教学相长、相互提携、相互竞争的‘气场’”,他将“川美”校区中打破了体制边界的“坦克库”,当作继《父亲》之后的第二件重要作品。由于学院体制内外良性互动达成的宽广视野,这块曾用于备战的土地,恰当地兼容了学院和市场两种机能,成为国际艺术交流的平台。 如同上个世纪对乡土的关照,罗中立在新校区里对自然原生态热情不减,以至于“羊照放、鸡照喂、菜照种”,原著的农民依然在田间正常生活。不难想象,看似另类的“西南”空间里,这位永远依恋大巴山的“农民艺术家”,将会带给“川帮”画家和“川帮”购藏者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