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8年12月 采访地点：杨飞云工作室 采访人：本刊记者 问：您的新作看起来跟以前的风格不太一样了，能否谈一下这个新的系列？ 答：这批新作是我去陕北的时候，在当地进行的现场写生，画面表现的是陕北的农民，还有一些特别让人感动的老人。这是我下乡写生以来，画过的尺寸最大的，在创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特别感动，这种情绪也一直保留在作品里。 问:当时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批作品呢？ 答:如果仅仅是拍点东西，或者收集点素材回来进行创作的话，这种现场的、直接的交流所产生的感动就没有了，这种现场感受会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从我爷爷的父亲那一辈就到了山西。在内蒙生活的时候，也不是蒙古族的环境，而是内蒙郊区的环境。其实山西、陕西、陕北、甘肃有些地方的生活环境挺接近的，农民的形象，还有讲话的方式方面也很像，所以我到了那里就感觉很熟悉。 对于“写生”，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情结。我最喜欢两件事：一是到国外的博物馆、教堂参观；第二就是到大自然中写生，在生活中画人物。两者虽然在方式上不一样，但综合起来说，对于画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自然。我觉得现场写生，最快乐的地方就在于，你会发现有画不完的东西，画家的感官被完全调动起来。我每年还会到国外一两次，去看西方大师的东西，保持一种眼力以及学习的状态；而接近自然生活使人变得质朴、纯正、热情，是一种直接的体验。我们周围的生活也是生活，但是城市生活中人为的因素比较重，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 问: 我们之前看到的您的作品，还是跟城市的东西或者跟古典的东西有关。 答:我所说的不太喜欢，是指当我画城市题材的时候，其实是在这种形式下面，寻找传统或者东方的因素。 问:这个系列有多少件作品？ 答:画了11件，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自己满意的可能只有几件。因为这种写生，需要精气神儿、当时的感受以及手头的功夫，这些都要跟得上，而且跟得上的时候还要表现得最好。 问:您之前在美术馆做展览的时候曾提到，您的艺术创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新的作品是否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 答：年轻的时候精力充足、时间多、感觉的东西全面，而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有一些变化。比如齐白石六十岁时变法，照理说六十岁已进入人生的一种衰竭状态，那他为什么这时候会变法？其实最重要的还不在于外在的生命状态，我觉得和自己的积累、阅历有关系。那么这些东西综合起作用后，创作就肯定要发生变化。 问:这种变化在您的作品是如何体现的？ 答:我原来画得比较多的是一些非常稚嫩的、鲜活的少女，这代表一种纯净的、带有东方色彩的古典气质。现在这个部分对我来说已觉得不满足，所以想画一些老人。内在的变化会导致画面的变化，之后的阶段也会有一些题材、表达以及内涵上的变化。 问：对于美的阐释与追求一直是您的作品中的主线吗？您如何看待 “美”？ 答：我不太喜欢画某一特定情节中的瞬间的东西。其实在画画的时候，那种所谓的美感和自己心中的理想有关，很难说我就是画很明确的一种美感。这是无法言说的一种感受，但是可以感觉得到，而且心里会觉得满足。 问：您是如何做到把现实中那些不好的、丑陋的东西过滤掉，把美的东西呈现出来？ 答：其实不是过滤掉，好像是可以随处发现的一种美。 问：您希望通过作品传达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答：我觉得是从内里感受到的一种触动性的东西。其实现在来看，审美是通过内心审视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使得内心得到一种满足，或者可以感悟到一个点。具体到我的作品来说，可能是一点点单纯、忧郁、含蓄以及朴素的感觉，然后通过一种神情以及形色构成的方面表现出来。 问:您营造的这种美怎么和现实发生关联？ 答：其实现实并不是我太关注的层面。现实中的东西通过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但实际上，现实中的东西很多是很残酷的、有问题的，和内心的理想相差很远。在艺术里面，我觉得恰恰是通过很逼真的一种现实，来表达内心的一种期盼。 另外我还要提到艺术领域中的一个最高峰“文艺复兴”时期，与“文艺复兴”相比较， 17、18世纪以来的艺术开始越来越现实，开始更多地关注到人类的命运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实我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不可被超越的不是它的技巧，而是它在艺术领域中发出的神性的光环，同时又是现实当中人性的光环。比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其实他表现的就是当时意大利一个标致的青年男子的人体，但是它所升华的就是人性中的美感、光辉以及神性的色彩。 问: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有很多丑陋的东西，但是您的作品依然能够体现出一种美感。 答：其实这也是一种内心的盼望。我觉得当下社会中人缺失的是一种信仰。实际上，一切都是由心发出来的，不管是从艺术创作还是艺术观看的层面来讲，都是这样的。比如从我自身来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内心可以很充实、很富足。艺术本身是用来干什么的？我觉得是要提升人的精神，愉悦人的心灵。 问：您如何看待“写实油画”在当下社会中的现状？ 答：“写实”这方面是我们油画领域中的一个空缺，我们历史上有“写实”的作品，但是并没有达到一种研究的高度，因为我们绘画领域经常强调似与不似，“太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世”。中国艺术是比较中庸的，不涉及两极，西方则不同。我觉得“写实油画”能够在当下有这么强的基础，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从文化的根源上讲，是因为写实这一块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空缺；第二，由于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政治的需要一些这样的创作；第三个就是中国人很擅长绘画，绘画对于文化的贡献非常大，中国人在绘画方面比较有悟性，所以更应该去填补这个空白。 问：您认为在“写实”方面，东西方有何区别？ 答:实际上，东西方“写实绘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民族的特征、审美习惯方面，包括题材、内容、表现意境乃至感受方式，西方人强调理性和构造，而东方人讲求感悟和空灵。在具体的技法上没有区别，因为这是写实油画的硬标准。 写实油画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五代人的历程，第一代以徐悲鸿为代表，开始引进西方的绘画体系；第二代是吴作人、艾中信等被送出去留学，学习国外的绘画的人；第三代包括靳尚谊等人；第四代就是我们这代人，我们“文革”前开始学习、成长，“文革”后开始活跃，开始具有本土化的特征；第五代包括新生代以来的艺术家，像刘晓东等人，他们比较新潮、前卫，作品中往往有一种调侃、玩世的意味。每一代人的特点、使命都不一样。 问:那您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什么？ 答：我们这代人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的东西。这一代人通常生于50年代，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时候，但是在经过一段非常实际的苦难后，对于理想来讲是一种伤痕。对于这种伤痕，艺术家往往有两方面的表现：一种是去揭露它，而另一种是不愿意去表现它，而更愿意表现美好、理想的东西。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因为时代的影响，我们在实际创作中会有自己的体系，不刻意求变。我觉得阅历重于我们的学养，阅历是一种财富。 问:油画院成立的时候，您曾提到，主要教会大家的不是方法而是一种价值观。那您所说的这种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艺术有两个方面挺重要的，一是艺术的表现，二是表现什么。画面呈现的效果千变万化，变化是绝对的，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说，不要在变化里面求变化，重要的是有一个判断标准。因为不管怎么变，根本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在表现的方面，不管哪个科目，基本的元素、艺术本质规律的东西是相同的；另外在表现什么的部分，表现的内在东西的品格关涉审美、精神，感情在其中起着很强的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无论中外、古今都是可以沟通的。具有审美共性价值的东西，不管如何变，都无法冲破自身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时代精神”。 在当下信息时代背景下，我觉得这两方面是当下艺术家最缺少的部分。无论在我们培养艺术人才还是我们自身的创作方面，都要关注这个层面。重视根基的东西，坚持在艺术本身的探索。 问：您现在一年能画多少件作品？ 答：下乡写生的东西多一点，在画室中创作的也就3到5件。对于一个画家来讲，没有进步的空间就没有未来。画家要有找寻突破的追求。可能改变之后不见得变得比原来好，但是至少这是一种探索、有意义的做法。 问：您和维塔艺术馆在版画方面的合作，是不是也考虑到很多喜欢您作品的人的收藏需求？ 答:版画是西方操作模式中比较成熟、普及的东西，而且比较高端。油画或者绘画艺术只有一件，无法重复，所以用版画的形式，是一种再创造。但是我觉得不能去追油画原作，因为你不可能做出跟原作一模一样的效果，所以索性就以版画的形式出现。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进行呈现，这些版画作品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问:之前和其他机构有过这方面的合作吗？ 答：和香港的机构曾有过这方面的合作，只做过一张，因为需要把原作拿到法国，而且要和原作等大，这个就比较复杂，操作起来不太容易，后来就没再做下去了。 问:这次和维塔艺术馆合作了多少件版画作品？ 答：21件。他们这次的制作尺寸和原作也不一样，而且是专门到日本去制作的，技术处理上非常精良。原来别的地方也给我做过仿真印刷，但我觉得这种印刷对业余的人来说有点乱真，而且会对原作会构成一种危险，扰乱市场，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和维塔艺术馆合作做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