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辉（主持人，《美术》杂志主编）：从1955年到1957年举办的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这样一批中国油画精英对中国油画发展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就他们每个人来说，从苏派油画进行现实主义表现的同时，又各自进行了艺术创作的探索。这种探索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变化，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各个艺术家都对自己艺术经历了一种回归，汪诚一先生的艺术回顾展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性的研究。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汪诚一先生的艺术的研讨会，第一是对汪诚一个人的艺术成就的研究和分析；第二是来认真研究“马训班”在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史中的地位，以及这样一批在传承苏派油画的同时又进行中国油画创造的意义的认识。当然，八十年代以后，艺术家们都受到了开放思潮的影响，对于西方现代艺术进行重新认识，这种认识也多多少少体现在我们老一代的油画家中，然后又回归到对于个人艺术的追求，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化的这样一种追求上，这一点我觉得能够在汪诚一先生的油画展览中是有深刻的表现的。 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首先我讲一个情况，汪诚一的毕业创作《信》，是当年马克西莫夫老师最喜欢的一张。汪诚一从毕业创作开始一直到现在，延续了他的比较写意的，大笔触的风格，一直没有变化，而且顺着他的路子往前发展了。汪诚一是很低调的一个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受到社会应有的关注，但是他自己仍然默默无闻的潜心作画，而且画的很自如，很潇洒。我在前些年不断看到他的画，到杭州也去看望过他，但是大规模的看到他的作品，今天是第一次。看了以后我感受很深，他的画面表现的很轻松淡雅，这在当前的中国是很少有的，我是非常喜欢的。中国社会的变动很大，矛盾非常激烈，发展又非常快，一直以来人的心态是非常不平静的，反映在社会变动上的，有1949年的革命，还有“文革”，现在又有发展很快的经济改革。因此，反映在艺术上也是很激烈的，特别五十年代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很好的。以后是“文革”的作品，“文革”以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当代的作品，艺术上反映非常激烈，变动很大。相比之下，汪诚一倒是心态比较平和，他的做人作画都很潇洒，看起来很舒服，很自如。我觉得这样一种画风在当前是难能可贵的，我是很喜欢的。 缺詹建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主席） 闻立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从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的角度来看，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连续办了三个进修班、训练班。一个是1955年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办的，还有是1962年罗工柳先生办的油画研究班，差不多同期又在杭州办了博巴训练班。我认为这三个训练班是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比较重要的事情，每个班都按照各自的教学方针进行培养，也确实出了一批好画家。我觉得汪诚一先生就是“马训班”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优秀画家。我曾跟他交换过意见，我的训练班老师罗工柳先生，以他自己一个老画家的经历提出了一个观点，说他自己的追求是从绘画的“描”到绘画的“画”最后到绘画的“写”这三个阶段，这也是他后来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他认为中国的艺术应该往写意方面发展，油画也应该吸收这样来做。这三个班有一些画家，都是不约而同往这方面靠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油画艺术在经过这么几十年、近百年的探索之后，逐渐向东方审美系统回归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汪诚一也正好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倒不一定跟罗工柳学，也不一定听到罗工柳说的这句话，但是我觉得罗工柳这种概括总结能够代表相当大一部分画家的实际追求。 邵大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过去五十年代的写实画，现在有些人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我感到写实的画，即使在那个为意识形态服务的艺术创作，政治运动对绘画影响很大的时候，有些作品还是应该肯定的。因为艺术家的感情是真诚的，这种感情的真诚对于艺术来说是非常可贵的。我们现在看汪诚一的《信》，可以看出他受当时苏联绘画的影响，包括他的整个创作构思和绘画技巧。他画的时候画出了他内心的感受，很真诚的。我觉得对于写实绘画，主要是看他是不是真诚，我觉得这点现在看来很重要。汪诚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非常生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走向表现这条路，画的也非常精采。绘画更注重抒写，更注重抒发内心的感情和技巧上抒写，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内容更抒发自己主观的东西，这是从经验上来讲。而在技巧上他更用一种抒写的方式，通过中国艺术和西方现代艺术追求的一种写意的，一种内心感情的方式。他这些作品反映了我们这一代画家，经历了五十年代那个火红的时代，经历过“文革”，再经历改革开放时期，思想的变革和艺术技巧的变革，反映一种时代的变化，所以我对这批跟我们同时代的画家，我是非常尊重的，他们真诚地在油画领域劳动了一辈子，有这么一种不断的求新的精神，与时俱进，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龚云表（艺术批评家、策展人）：汪老师整个艺术成就以及在新中国油画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这个展览更是一次形象的呈现，是十分重要的。但我感觉更重要的是，展览已超越了呈现个人艺术成就上的意义。“马训班”是整个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吴作人先生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乐事。”那时候集中了中国一批油画精英，而从以后他们的艺术道路看，又都有着各自性鲜明的发展轨迹，成为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艺术现象。我们对于上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油画创作语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甚至有些偏颇。我记得王朝闻老师当年有篇文章叫《再再探索》，就是探索，再探索，再再探索。我感到对建国初期出现的“苏派”油画现象也应该用这样的精神来进行“再再探索”或“再再评价”。最近我们上海有些画家到俄罗斯去了一次，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感到过去对苏派有许多误解，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我们曾经有过的批判、否定或质疑，部分原因是对苏派艺术了解的还不够。另外我感到在汪老师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就是不断地以一种情性，去挖掘人性，挖掘人的感情。我为汪老师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叫《如歌的行板》，着重表达的就是这种绘画的抒情性。这种抒情性，并不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才有，而是从他的《信》就开始了，仅从这一点看那段历史也是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的。 陶咏白（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历史到了今天，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是六十年，新时期到现在是三十年。最近美术界一直在盘点新中国和新时期以来的历史，搞了很多展览。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维护，一种重视，是一件很好的事。对于“马训班”，的确是存在一定的误区，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对苏派大家似乎都是嗤之以鼻，好像这种艺术使我们油画发展单一化、模式化，当时我是迷茫的，我也思考，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不对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开始都说是土油画，为什么是土油画呢？因为好多那个时候画油画的，没有经过严格的油画训练。而“马训班”使我们进入了一种科学的，自律的油画艺术的发展，使油画有一个飞跃，一个质的变化。“马训班”造就了一批有实力的画家，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画坛重要的人物。同时我们留下了一批优秀的历史画，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宝贵财富，到现在还放射着光芒。新时期以来，经过反思，大家都在以个性，以个人的经验和爱好不断寻找着自己的语言。最近詹建俊先生的展览，靳尚谊先生的展览，谌北新先生的展览，都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他们从“马训班”出发，走向了自己。我今天看了汪诚一的画展，觉得很感动也很激动。他从中国画起步，转入油画，经过了科学的油画实践，又回归到中国的审美系统，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寻回了自己。他是安徽人，我觉得看黄山必须在烟雨朦胧中感觉到黄山的美，感觉到黄山那种内涵，他的画就是有这样的感觉，很淡雅，跟他人生的淡定从容是分不开的。我觉得我们老一辈的油画家，他们在整个的中国油画事业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是应该记入历史的。 梁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刚才汪先生在开幕式上的几句话令我很感慨。他说自己79岁了，但是觉得自己的作品还是不成熟，他不愿意重复自己，每一张画都有新的想法，都在做新的探索，如果自己满足了，就停止了。我想这话出自一个已经很有成就的老画家口中，是非常难得的。我看汪先生的作品，感到他的作品中是在用减法，减笔写意，补法用笔，融入了中国元素。汪先生晚年进入了一种老辣之境，“随心所欲不逾矩。”看他的2004年以后那些风景作品，我尤其感动，里面有一种梦幻般的真诚。或许在做梦时人们就都不掩饰自己了。汪先生的画面因为简，因为少，因为精炼浓缩，所以让人回味无穷。他的作品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艺术个案，让我们重新审视“马训班”。“马训班”并没有造成艺术的单一化，我们原来的一些判断，其实都是比较偏激的。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中国油画五十多年的道路，我想汪先生六十多年的艺术道路对于我们探索中国油画之路，探索中国油画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迪。 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真正把油画引进来，应该是二十世纪初，可惜由于我们国家的战乱和外忧内患，油画没发展起来。中国这段时间所谓是土油画还是洋油画，因为从西方传进来以后，技巧不是很熟练，感觉它是一种土油画。中国油画真正能够立足是建国以后，由于政治和文艺方针的需要。我们国家对油画非常重视，全盘引进了苏联的画法，这个历史功绩不能磨灭，不但油画在新中国站住了脚跟，更重要的还影响了中国传统绘画。像我们这一辈和我们上一辈人的人，肯定吸收的是俄罗斯文化的营养，我的老师就是列宾美术学院毕业的。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从整体来讲并没有对俄罗斯的绘画全盘否定，个别人有偏激的言论是很正常的，历史上也不会这样评价俄罗斯绘画，包括“马训班”、“罗训班”不会否定，这段历史功绩肯定会记下来。只不过那段时间过分的强调了图解政治，使人觉得非常狭隘。这段历史时期，有它的高峰，但是确实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与当年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样的路线，本身这条路线没有真正实行，就是因为极左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很窄的创作路线里，也还是有不少的作品是很好的，包括汪先生的《信》，是在夹缝中出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在座几位前辈都有很优秀的作品，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我们现在重新评价，这个路线从意识形态上是极左，但是作为一种艺术样式，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人能够很好的掌握俄罗斯油画，俄罗斯油画也是从西方学来的，经过了列宾的消化。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骄傲，尤其是现在画油画的人，很多都在画“皇帝的新衣”。汪先生作为他个人来讲很了不起，有一个非常写实的过程，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变化，是他心灵的一种升华，一种更注重心灵的东西，这是一种成就。但是对于原来的风格，作为一种写实的艺术样式，我认为是一种损失，很可惜。现在能够这样很好的画这种主题性绘画的样式，画重大历史题材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汪先生更大的精力应该放在这里，放在培养后一代，能够有人继承这种绘画能力。从历史的横剖面来讲，而不是从他个人得失来衡量，这是一种损失。现在普遍感到中国油画的写实能力消退非常明显，已经没有他们这辈人的能力了。我觉得汪先生这次展览的可贵之处，就是让我们再次回忆历史的辉煌和如何继续发挥这段历史的功绩。 杨参军（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主任）：从汪老师的展览，使我想到今年春天，林达川先生也在这里举办展览，当时也开了研讨会，同样给予林达川先生艺术很高的评价。林达川老师在浙美基本上是一个人在画一些小画，在当时的历史境遇里是不受重视的，但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的画时，突然感觉到这些小画里面其实散发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我们现在油画系的老师都在画大画，参与国家重大历史画工程，我坦率的说挺累的，突然觉得要驾驭这种大画，重新回到主题性创作之中，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从林老师、汪老师的画展中看到了老浙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那就是追求人在自然之中、人的本体之中的一种生命感受，绘画永远离不开肉身世界对大自然的体会，离不开本原的艺术思考。从林风眠时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不管我们的历史上存在有多少路人马，留法的、留日的、留苏的、马训班的、罗训班的……我们有一个家族的脉络，都有着对于绘画本体性的热衷，这个热衷可能不是一张大画定乾坤的，更是一个涓涓细流，滋养我们的内在生命和在对现实社会不断的体验、磨合、感悟中，最后达到我们今天在汪老师身上看到的那种经过洗练的一种纯粹的境界。今年是中国美院建院八十周年，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史上，老浙美还是有一个非常独到的地位。前些日子有一个评论家曾很直接的问过我，说你们油画系的历史上，在中国的画坛上好像从来没有显赫过。他说你们好像都在玩技巧，都只是在色彩上，形式上，画些小习作，没有大的观念，没有强悍的意识，没有震撼力的作品。我想了一下，“显赫”这个词我不知道应怎么理解。林风眠先生1928年二十八九岁时建立国立艺专，提出的艺术主张是要整理西洋艺术，是要创造时代意识，算不算显赫？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主题性创作时期，我们的全山石老师、肖峰老师，在中国的历史画创作中，以他们的真情实感创作了一批杰出的作品，应当也显赫过。我们老浙美出了一批当代艺术家，“85新潮”时更显赫过，包括井士剑，今年把火车头开到上海美术馆。但是同时我也想过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浙美的传统积淀中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不是追求显赫，而是用绘画的方式完成人生价值的一种圆满。这一点可以从汪老师的画面里感受到，这样一种恬淡的、自然的、不争的，和今天的社会主流意识不大一样的一种超越感，这种超越感同样是我们八十年历史积淀的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我们今天缺少的正是中国传统精神中的那样一种安宁、静心与超越，在这种超越里我们才能在艺术上达到一种境界，这是中国传统历史中弥足珍贵的绘画精神，我们在汪老师的绘画里边感受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同时他也代表着我们老浙美，今天中国美院油画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所以我是能够体会到汪老师那样一个通过洗练而达到的那种纯化，他整个的艺术路径给我的启示比他一张画给我的启示更加的深刻，这是我的感受。 余丁（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我讲三个观点，第一个是我用八个字里概括汪老师的展览：“宁静、优雅、沉淀、修养”。我认为这八个字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品格，其实中国油画最重要的也是品格，油画学会曾经办过一个展览叫做“精神与品格”，强调的就是品格和精神的这种关系。第二个是汪老师从苏派油画出发，博采众长形成了个性，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和研究，不断摸索和实践，而且与早期的苏派油画有所结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第三是老师作品中线的应用，线的张力和表达力在他的品表达中非常强化。其实线是一种书写性，我认为油画中的书写性和中国艺术有很多类似的方面，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在书写这一点上可以达到精神的相通，这可能是中国油画未来立足于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因为书写性可以蕴含更多的精神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汪老师的油画是典型的中国油画。 高天民（潘天寿美术馆馆长）：如今很多人认为，艺术尤其当代艺术，就应该要震撼、要有冲击力，要进行文化批判、现实批判，似乎不如此，就没有力量，不能给人留下印象。按照这样一种观念，就要把创新看作是艺术唯一不变的原则，于是就造成了不断的去追求一种时尚，追求所谓的冲击力，追求跟别人不一样，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丢掉了。而我们从汪先生的作品中，恰恰可以看到，他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重新拾起，汪先生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人艺合一，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不管你图像和风格怎么样，我觉得达到这一点，才真正回到了中国文化，才是真正的艺术。不论社会怎样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这是最根本的。只有真正做到人艺合一之后，汪先生在绘画中才会不断有新的主题出现，不断有新的感觉出现，艺术生命才会不断的往前延伸。但是这样一种状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跟汪先生所受的教育，特别是跟中国美院的教育传统有关系的，这个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中是被忽略的，这里既有林风眠的传统，也有潘天寿的传统，都是强调人与艺合一的，这是非常本质的，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徐虹（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副主任）：我看汪先生的油画，我觉得好像是看秋水和芦苇，在秋阳的照耀下，水很深远，芦苇虽然平淡，但是充满了一种诗意。有人说诗的最高境界就是平淡邃美。要能达到这个境界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汪先生的绘画给我们就是这样一种境界。至于“马训班”，它引入写实绘画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写实主义从形到神，从形得意，如果没有形，就无法得意，无法得神，所以“马训班”对中国油画发展的意义不能忽视。看汪先生早期的《信》，从形、色、光、构成、绘画的质料感方面来看，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在画面上那种潇洒和轻松，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严谨的油画表达。我们现在所说的苏派，往往只是把它定位成一个地域和意识形态的概念，如果我们真正从油画艺术本身语言的发展来看，俄罗斯绘画应上溯到意大利和法国的传统，对此我们还应做更多的研究。由于汪先生经过了“马训班”真正的欧洲油画传统的训练，所以他在走向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如何表达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中，会有他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我觉得就是他早期的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以后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而且他加入了更多的东方意趣，达到了这种清新平淡，精心锤炼，趋于自然的那么一种境界。前不久，我参加了苏天赐的油画研讨会，当时我把苏先生定位是林风眠画派，而汪先生显然是徐悲鸿画派。但是在今天这两个画派都走到一起了。我想，如果苏先生是初春的一个序曲的话，那么汪先生便是秋天暖阳的一段乐章。中国的画家无论走那一条道路，最终他都会走到他的根本，他的人生和他的文化背景和他的传统本位上来，能带给观众一种感动和对这种艺术的一种感悟。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主任）：看了汪诚一先生的展览以后，使我想起今年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展”，我们把汪诚一先生的《信》和詹建俊先生的《起家》两幅作品放在一个展厅里，这是一个姊妹篇，感到特别亲切。也使我想起，这三十年来的叙事主导到底是什么，我感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主导艺术界的叙事模式是现代主义的，所以我们对历史，或者对某些风格，某些题材以及某些方法就会采取忽略的态度。刚才陶咏白先生谈的六十年间有两个三十年，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时候，我们是以写实性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叙事为主导。像汪先生的《信》，以及稍后创作的《向阳院里进朝晖》，就是那个时代叙事的结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有另一种叙事占了主导，强调现代主义的叙事，就是个人性、创造性、主体性以及艺术的本体性。在这种新的艺术叙事方式的主导下，汪诚一先生又有了新的成果。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我们在书写二十世纪美术史时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新中国以来的美术历史的问题，我认为要在这样一个大的叙事模式的主导下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国出发，回到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来考虑我们艺术家的贡献问题。换言之，艺术家的贡献离不开他的历史情景和所处的历史时代。其实现代主义兴起前的艺术，都是为政治、宗教和贵族服务的艺术，但是我们同样认为他伟大，那么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的那些艺术就不伟大呢？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叙事模式遮蔽了我们对过去时代艺术的理解。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情境，它们应当是有价值的。汪诚一先生在1976年创作的《向阳院里进朝晖》， 1979年创作的《国际歌》，一直到2008年创作的《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的谈判》，我们会发现他一直跟随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艺术家本人的问题。在两套叙事话语之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艺术本体的探索，是产生矛盾还是能做到合二而一？这也是我们探讨新中国美术所面临的一个问题。通过汪诚一先生的创作和走过的艺术道路，我觉得这方面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 贾方舟（艺术批评家）：我刚才看展览时，非常高兴遇见了我的三位老师，他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都毕业于当年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他们说汪先生是他们的老师，此刻我特别想在这里，向我的老师，再向我的老师的老师，表示我的敬意。在我学画的年代，我是把汪先生的《信》看作是那个时候最经典的艺术作品。刚才邹跃进先生说到《信》和詹先生《起家》是两姊妹，其实我觉得当时是三姊妹，还有一个葛维墨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然后是《起家》，然后是《信》。这三件作品真正反映了五十年代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这件作品尽管是歌颂式的，是政治需要的，但首先是符合艺术家真诚的愿望，是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所以到现在来看，还非常感动人，非常有感染力，是那个时代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作品。汪老师是从五十年代革命的现实主义逐渐向更接近他自身，更接近他内心发展这样一个过程，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中国油画家自我调适的能力，他后期的作品是越来越具有中国情调，中国况味，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就是平淡、天真、自然、非常诗意化，而且在形式语言上不断的追求纯化。汪先生的艺术可以说反映了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中国油画的进程，我觉得从汪先生的个案中，能够看出我们中国油画的进程来。我一直在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中国油画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个历史是由中国的油画家自己书写的。我们不能和西方攀比，我们应该有自己抒写的历史。 袁运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今天来看诚一的展览非常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一个宿舍，同一个班的。从1949年起我们就在杭州学画，他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如他的名字，他是“真诚如一”地对待艺术事业，在他的整个作品里，我觉得都反映了他没有修饰，没有虚夸。自己所想到和看到的，最大限度、最精炼的来表现自己的感受。他的这种特点，从一年级入学以后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年江丰曾把他的画，一张年画的稿子，作为讲话的一个主要的命题，表扬他观察生活的能力，说他表现作品的内容，造型的每一个部分，都做得非常精炼，非常深入，感到他敢于放弃，表现最主要最精彩的部分。到现在为止他的画仍然如此，这一点我觉得很不容易做到。另外他继承了很多老师的传统，他曾跟过倪贻德学画。我们在杭州，使我难忘的是一年一度的教授新作展，每一个教授都要拿他最新的作品来展出，我们排着长队焦急地在门口等着开幕。后来，我跑了很多学校，再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可惜杭州这个传统也没能继承下来。当时包括林风眠先生，吴大羽先生，潘天寿先生，他们每次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我看诚一的画，他吸收了很多养料，包括倪贻德先生的影响，但是他更有自己的选择。诚一作品的色彩以少胜多，非常潇洒，内容表现的非常充分，这一点我觉得与很多画家有很大的不同，这和他的个性，和他追求的人生不求浮华有关，是他个性的升华。诚一现在已是高龄了，但是他的作品依然保持那种青春气息，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诚一的画展，像是为我们北京的画坛吹来一阵春风，能够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那种艺术的追求，这才有意思。诚一这个人一直是很厚道，很细腻，很关爱集体，而且很严肃的对待他所追求的艺术，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对绘画性的思考和追求，在理论上有一点远离了。看到诚一的画以后，更促使我们在绘画的技法，艺术的追求上好好地学习研究，所以这个展览非常有价值。 孙景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很久以来，我们好像不大注重绘画性了，当代评论比较侧重的是思潮和观念性，在众多的展览中看到的作品越来越多的是装置、摄影，甚至完全是按照摄影拼凑起来的再绘画。今天能看到汪诚一先生这样一个能引发我们对绘画性思考的画展，触动很大。谈绘画性其实很难，不是从观念、从分析时代性、形式创新性等出发，而是有一种常常让画家自己也难以用语言描绘的，妙不可言的感受，看汪诚一先生的画就有这种感觉。我们这些人是看着这批画长大的，深受“马训班”这批毕业创作的影响。当年谈到詹建俊先生的《起家》和汪诚一先生的《信》，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中国出了一批精英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整个“马训班”像熊熊燃烧的火炉，每个人的能量都在那一瞬间中得到一种发挥，这种热量对周围都有传染性。我们现在回头看，“马训班”就是那个时代中国油画界的一批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他们所创造那一批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学院像一个河床，波浪在前面流动，一群人才到的时候，风向也好，季节的温度也好，突然促成了洪波涌起的现象，“马训班”就是这样一个现象，我觉得非常难得。我们再来回望汪诚一先生当时这幅《信》时，感到这张画上无论是从色调上，尤其是从笔法上，从笔韵上来感到每一笔都贴附在对象上。在谈写意性绘画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以笔求之，笔笔见物”。感觉到有一种画家的笔触和笔法在其间，所谓笔中有情，笔中有韵，笔中有个性，笔中有情彩。若干年后再看汪先生这张画更感到是一时之极品。但在这之后又有点遗憾，没能再见到汪先生可以和这样的画相提并论的作品。产生这样的画，他得益于一个非常时期，一个非常的氛围，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重要。当前是一个多元的时代，能够凝聚一群人在一个共同的方向和目标求索，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到八十年代后，汪先生开始创作那些清淡的人物和风景时，我觉得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新境界是苏东坡说的渐老渐熟，乃到平淡。或者不说是平淡，而是对人生的一次历练，一次洗礼。他发现在那种平淡中，他要低调生活实践对自然和谐的追求。所以，这是他绘画性的又一次探索中的一种努力和发挥，这的确让我受益匪浅。 孙为民（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从汪先生的画里，我体会到人和画要讲究品质，讲究品位。看汪先生的展览，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养眼睛。现在看展览都在选择看，大部分的展览看起来特别累，特别贫乏，概念化的东西太多。汪先生的这个展览，很多作品可以细细品味。汪先生虽然几十年在不断的有所变化，但他在变化的过程中整体目标非常明确，他对油画的追求和探索非常诚挚。其次说到《信》，我近处看了半天，又退到远处看了半天。近处看就发现画其实很松，很随意，甚至有些东西感觉看似有一点简单；但是当你退到一定的距离你发现该有的都有了。这是一种概括，在那个时代，能把油画画到那种程度非常不容易。他使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种光里面，在光和影的对比中所有的东西都融合在一个气氛里，这一点，中国的油画到现在仍是一个缺口。另外，汪先生后来也画了一些人体、风景、花卉，看似平面，其实并不平面。他的色彩是调节色，是很讲究的，就是在混合色里面有生颜色，在生颜色里边有混合色。他每一种颜色，你感觉是很淡雅，但不是白开水，有很多东西让你可以有滋有味去品的。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我觉得汪先生的油画，属于中国现代的写意油画，是从苏式油画变成中式油画，从写实油画变化成写意油画，从传统油画变成现代油画。我觉得马克西莫夫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当时就非常尊重每个学员的艺术个性，而且强调不要抄袭对象。拿詹建俊和汪诚一先生两幅毕业创作来看，一个《起家》，一个《信》，艺术个性完全不一样。詹先生是激荡的，奔放的。汪先生是宁静的，含蓄的。这就决定了他们个性的差别，后来汪先生继续在个性上不断的强化，就像现代艺术两大特征：强化个性，简化形式。他不断的强化个性，不断的简化形式，最后又融入了中国的写意元素，形成了自己一个非常鲜明的一种风格。 李一（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汪先生的创作一个是“描、绘、写”的过程。而这个描、绘、写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国绘画创作的一种过程。而汪先生原来在画油画之前，就从事过中国画的学习和训练。我觉得汪先生从侧重于客观撰物，到侧重于主观心性的表达这种描、绘、写的过程本身，以及后来在油画笔法这方面的探索，反过来对中国画的创作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启示。 殷双喜（《美术研究》执行主编）：我觉得汪先生和詹先生他们当时的作品，是在强烈的反映生活和歌颂主题的情况下，有一种自觉的运用艺术语言这样一种独立意识，当时他们还很年轻，但是他们对于艺术本身的这样一种关注，可能被后来的美术史描述忽略了，只是在近年来我们才逐渐意识到，在油画艺术中间，某些更为持久的，更重要的东西是跨越主题和时代的。汪先生他们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真实，对社会的反应通过艺术是间接的表现出来。所以我看他的作品，有一种跟二十世纪中国早期油画接上血脉的这样一个感觉。二十世纪中国早期的油画家，文化修养非常好，无论他们留法、留日，回来后他们的画里面自觉不自觉的就流露出一种油画的一种中国气息，中国气派，这是深入骨髓的。当然这与汪先生早年对中国画的热爱有关，所以我看汪先生的画有一种要慢慢的意味，这种像陈老莲晚期的那种线的艺术，在画里用笔的自觉意识，是现在我们很多油画家不大注意的。我们中国油画现在是跳了一大步，在从古典主义到现代后现代中间，中间一块的研究是比较欠缺的。其实从印象派到二十世纪现代派，这一些艺术家对油画自身的开掘语言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忽略了这个，一下子跨进了现在的这种影像的绘画，这种平图加图像的东西。我觉得非常可惜，很多有才华青年画家，都跳过这一段，值得看的画少了，似乎作品就是表达某意思，意思到了完了。给我们图解这个是麦当劳，那个是好莱坞，是什么黑客帝国，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油画家可能还要回头补课，到那个时候个就会有新的发现，会和汪先生他们这一代或更早的一代先行者相遇，得到他们的教诲。 汪诚一：非常感谢各位评论家，各位画家朋友们，对我这个展览的赞誉。其实我觉得没那么好，但是可能大家看的比较细腻，我其实看来看去已经看厌倦了，特别是这次搞画展，出画册，每天都要折腾好几回，画要搬来搬去。可是当我在展厅里最后布置完了以后，灯光打起来，我发现倒真的还不错嘛。谢谢大家。 尚辉：今天的研讨会很精彩，我觉得这个精彩，主要来自于汪诚一先生的油画，他的个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对象，刚才大家深情的回顾了《信》这件作品，对我们几代人的影响，又从《信》谈到了油画训练班，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到今天，在艺术史上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又从苏派油画怎样能够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谈到了国立杭州艺专和中国文脉的关系。我感到中国油画走到这样一条道路，开始能够寻找到自身的文化的语言，油画的语言，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希望汪诚一先生在未来的时间里，能画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能再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我们再开这样的一个研讨会，谢谢。